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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概念、邏輯和時態:中國古文字中的方法論問題1

——以“事”的文字結構解析為例的古希臘哲學相關比較

 

 

 

內容提要認識世界的視角是方法論的基本問題,也是方法論邏輯演繹展開的起點和基礎。同時,在人類認知世界的過程中,考察物件的界定、邏輯關係演繹及時間序列處理等問題,又是方法論體系必須闡明和表述的核心問題。從方法論和邏輯原點上考察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觀察和分析現實世界及歷史世界演化中的內在機制,厘清現實世界和歷史世界中的許多真相。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在處理方法論問題及進行相應的邏輯關係演繹時,探索總結出了不同的方式方法,並將其構造在具有文明特徵的社會關係框架中,從而形成了現實世界和歷史世界中豐富多彩的社會現象和局面。因此,對現實世界和歷史世界進行全球視角的考察時,考察不同文明認知世界的視角和方法論原點,不僅是研究和分析世界文明史和現實世界(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較好視角和方法,而且是探求其文明內在構造機制和文明運行機制評價的恰當角度。

在本文的行文中,探索並交代了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和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2的原點,以及各自認知世界原點選擇的視角、考察物件的界定、邏輯關係的演繹和時間序列的處理等問題,同時又闡述了二者間存在差異的原因,以及二者在各自文明構造和文明運行機制上形成的影響。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猶太-基督教文明在文明構造和社會歷史及現實意義上具有重要價值,所以本文行文中在闡述和交代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和華夏文明的方法論問題時,附帶交代了猶太-基督教文明的相關方法論和邏輯關係處理問題。

關鍵字:視角 方法論 概念 邏輯 時態

一、          

 

   在人類文明史的演化中,所有存在重大差異的文明之間,其文明間存在差異的根本原因都在於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的差別3,如本文的行文中涉及的具有古希臘文明特徵的西方文明,具有華夏文明特徵的華夏文明圈,具有猶太-基督教文明特徵的宗教文明等等(具體分析見下文)。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的差別,作用于文明的構造機制,形成了其文明構造範式的差別。在文明史的演化進程中,這一差別被進一步融入到其文明發展運行的內在機制中,形成對應的獨具特點的社會現象特徵和社會運行機制。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些現象特徵和社會運行機制,與文明構造和評價的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體系密切相關,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間的社會現象和社會運行機制評價時,就出現了評價機制和評價標準的差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一差異的存在構成了對應文明間衝突的根源,並且自這一根源產生時開始,文明間的衝突就已產生,伴隨了文明史演化的始終。近現代廣泛引起關注的文明間衝突和文化衝突問題在這一範疇內。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衝突也是這一類型的問題。

因此,回顧歷史,方法論範疇衍生的問題,是一個伴隨了文明史演化進程的問題。自人類文明產生以來,方法論構建和應用問題伴隨了人類文明演化發展的始終。

今天,我們面對世界文明交融、不同文明間方法論體系相互滲透的時代背景,進行相應的方法論比較和詮釋,厘清其方法論本源問題的認識,澄清其沿革路徑上的種種誤區,有利於許多本質問題的認識和評價。

以誠實務實的態度考察分析,要做好這一工作,邏輯的起點仍需要回歸到文明起源的方法論問題範疇中去,從文明起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本問題上入手介入相關問題的分析。只有這樣,撥開歷史掩蓋的真相和學術探索的歧義,還原相關問題的本來面目,許多現實世界中面臨的歷史性質的問題和困惑,才有可能逐漸清晰起來。

 

二、人類面臨的基本問題和考察問題的視角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人類必須面對和處理兩大基本問題。其一,人類必須處理和自然環境間的關係問題(人類個體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間內自然環境和人類的關係問題)。其二,人類必須面對和處理特定社群內的人與人關係問題。這兩大問題是人類作為一個生物種群生存和延續的條件。

在人類處理和自然環境之間關係時,人們需要觀察、演繹、詮釋這一特定地理空間內的自然現象和物像,探索和自然環境間相互適應與協調的方式方法。如怎樣認知特定地理空間季節變化(春夏秋冬四時節令)及其氣象變化(白天和黑夜變化,天氣的陰、晴、雨、風以及乾燥和潮濕),怎樣從所處的特定地理空間環境中取得必須的物質生活資料,如何適應氣候物候的變化,保持身體的健康等等。

在人類處理社群間人與人關係時,人們需要探索如何同社群中的其他個體處理關係。如血緣的和非血緣的關係、經濟利益的關係等等。在文明進化到國家層面時,人類還要處理社會個體和國家與民族的關係。

在人類的演化史中,這兩大問題是人類探索與生存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相適應的基本前提,也是人類文明演化的一前提。

如何考察和認識、演繹和詮釋特定地理空間內自然現象和物像及其相互關係,以及任何考察和認識、演繹和詮釋特定社群間人與人之間關係,並將其歸結到人類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人與人關係的處理中,是人類與自然界協調相處以及社會關係協調的基礎。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一協調的基礎對應了人類文明的起點。

在文明史的沿革中,現實的問題是如何選擇考察特定地理空間內自然環境和社會個體間相互關係的考察視角?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中,不同的視角選擇會產生不同的問題界定以及不同的邏輯演繹方式方法,得出不同的認知結論和結果。更有意義的是這些結論和結果延伸到自然界各種物像和現象關係的解釋,會作用和影響人類對於自身和自然環境間相互關係處理,並影響人類社會個體間相互關係的評價和處理方式。

就現實可考的人類文明史演化軌跡而言,本文選擇對現實世界具有重大影響的古希臘文明、華夏文明和猶太-基督教文明作為分析和考察樣本,考察其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的差別。從文明演化的路徑上,考察不同文明在構造機制上蘊含的文明構造範式的差異。4

就古希臘文明的發展演化過程而言,古希臘哲學在演化發展之初,古希臘先哲做了一個自然界構成的假定,既假定自然界是由微觀結構——元素和原子構成的。古希臘哲學家這一自然界微觀構成的假定,以及探索自然世界的目的——自然界構成的本源和原理,確立了古希臘文明考察自然界的視角。在阿娜克薩戈拉和柏拉圖將這一探索自然界的方法向社會問題延伸,引入社會問題探索後,成為古希臘文明考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視角。5

和古希臘文明確立的考察世界的微觀視角不同,華夏文明先哲確立了“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考察世界的視角。華夏文明確立的這一視角和古希臘哲學確立的微觀視角的差異在於,華夏文明“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視角在考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問題時,突破了古希臘哲學範疇的考察視角過分注重考察物件的微觀層面,即從微觀層面界定考察物件——樣本,從考察物件演化軌跡中確定樣本選擇和選擇樣本時間序列的方法。“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將影響考察物件演化發展的現實環境因素納入考察的範圍內,注重相關因素對於考察物件現實狀態的影響(進一步的分析見下文)。因此,華夏文明“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考察視角確立了其考察方法的整體性和現實性。二者相比較,華夏文明的方法論視角選擇,恰好克服了方法論演繹中的現實條件性的桎梏,這是注重在歷史軌跡中選擇樣本和時間序列的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難以逾越的。

和古希臘哲學的考察視角與華夏文明的考察視角都不同,猶太-基督教考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視角是界定在宗教(神性)上的。猶太民族的先祖在其文明演化之初,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及其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關係處理上,將考察和設定職能賦予了上帝,並歸結在上帝的創始設定中。在《聖經舊約》的開篇,上帝創造天地萬物,設定了自然界萬物間的關係及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在亞當和夏娃被逐出樂園後的諸約中,上帝又設定了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猶太-基督教文明的這一視角,在人類與自然界關係和人類社會人與人關係的處理上,省去了需要考察者彈精竭慮探索思考的過程。在具體的人類與自然界關係和人類社會人與人關係的處理上,猶太-基督教文明設立了神職人員來協調其實施。6

 

三、概念、邏輯和時態:中國古文字中的方法論問題

——以“事”的文字解析為例

 

前文在綜述和抽象的概括中,已經交代了不同文明認識世界的視角問題。在人類對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認知的演化過程中,人類對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問題的考察和認知,其知識的取得是從具象到抽象漸次進行並取得的,並且其考察和認知的構成基本上依照考察物件的確定、考察物件的研究分析、考察物件的認知形成和考察物件的認知檢驗等環節。在具體的考察工作中,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要確定一個具象的考察物件,首要的工作就是對考察物件進行界定和描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考察物件的界定和描述需要相應的語言或文字工具來展開。在人類文明的演化進程中,語言或文字的構造及其應用規則,也被打上了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的烙印,蘊藏著許多內在的機巧。這是因為,其一語言或文字的結構構造和應用規則,受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選擇的影響與制約;其二,語言或文字是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的載體。因此,在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展開和語言或文字的運用中,二者構成了一個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共生關係。

因此,在具體的考察物件界定和描述中,考察物件的界定過程和結果要受兩個方面的影響和制約。其一是考察物件的視角,其二是考察物件界定和描述時所應用的語言或文字選擇和構造。考察物件的視角影響考察物件的界定和描述的原因在於,考察物件的視角存在差異時,對於被考察的問題而言,其被感知的層面和狀態就會存在差異。如觀賞山水時,遠近高低不同的角度觀景,會看到不同的景色,既所謂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在現實問題的考察中,這一現象也廣泛存在。

在具體物件的考察中,相關問題在考察視角之外還會涉及到考察物件的具象和抽象、涉及到考察物件的界定、涉及到考察物件的運行過程(樣本選擇和時間序列),及其考察物件的描述。

在進行具體物件的考察中,不同文明的方法論範式及對應語言或文字選擇在不同的問題介入視角和取向下,這些問題的闡釋、比較和分析十分複雜。在下文的展開中,嘗試以古文字“事”的文字結構解析為例,比較和分析不同文明的方法論範式及對應語言或文字選擇,在考察物件介入視角和取向、方法論範式的闡釋(概念、邏輯、時間序列)及其相關問題。

1、“事”文字結構及其解析

“事”在華夏文明的文字結構體系中,“事”是一個複雜的文字結構,其文字結構中包含了數個相關的文字結構和概念關係及相應的時間序列問題。同時,“事”的文字結構表述概念內涵的實指和虛指,涉及到了前文表述的考察物件的具象和抽象、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表述及其相應的方法論範式問題。7

“事”,《說文解字》中說:“事,職也。從史,之省聲。”許慎的這一交代表明,“事”的文字結構和“史”、“之”相關。“史”,《說文解字》中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許慎的這一交代表明“史”的文字結構和“又”與“中”相關。“又”,《說文解字》中說:“又,手也,象形。”“中”,《說文解字》中說:“中,內也。從口、,上下通也。”“口”,《說文解字》中說:“口,回也。象回幣之形。”“”,《說文解字》中說:“,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毛鹵;引而下行,讀若退。”

這媔項蛦\慎的《說文解字》梳理了“事”的文字結構。其實在“事”的文字結構中還有一個字和其密切相關——“吏”。在“事”的文字結構演化中,“吏”和“事”8的文字結構和概念語義具有承起關係。“吏”,《說文解字》中說:“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

如此梳理下來,可以發現,在“事”的文字結構中,蘊含有以下具有完整意義的文字結構:(1)口;(2;(3)中;(4)史;(5)又;(6)吏;(7)一;(8)事。在“事”的這些相關文字結構及其概念內涵的邏輯演繹中,每一個文字的結構都有其完整的概念內涵,“事”的文字結構和概念內涵由這些相關的文字結構和概念演繹導出。

“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作“回也,象回幣之形。”許慎以回幣之形釋“口”,許是借鑒古錢幣外圓內方之型。外圓內方是華夏文明方法論範疇的一個重要概念。“圓”的寓意是天,“方”的寓意是地。作為“地”的“方”,有四方的語義,是一個空間概念。

具有空間概念的“口”和表上下的“丨”構字,形成了“中”字的文字結構。許慎釋作“中,內也。從口、上下通也”。從文字結構的具象和抽象考察,表四方的“口”和表上下的“丨”結合構字,其語義怎麼會衍生出許慎給出的“內也”呢,其“內也”的確切含意又是什麼呢?“口”表示的四方之型,如果將其邊界縮小,小到可以將其劃在一個器物上,那麼“口”表示的就是一個平面。在一個平面中有一個表示上下的“丨”貫穿其中,就構成了一個立體的空間。再將為了形象化而縮小的平面擴展,還原回其四方的觀念中,其實在“中”立體空間概念內涵中,包含了可觀、可感、可思、可冥想的天上、空中、地上、水中、地下的萬物。所以許慎釋“中”曰“內也”。9】

按照許慎給出的“中”的文字結構的釋義,近現代運用的“中”字的字意,應是取意於“中”字的文字結構所表示的立體空間的交點。10】

在“事”的文字結構和語義的邏輯演繹中,“中”字的文字結構和語義的闡發非常重要,因為這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好,將影響“事”的文字結構解讀、邏輯關係推演和語義闡發,從而影響到本文闡發的主體。

按照《說文解字》中“事”的文字結構解析,分析了“中”字的文字結構和語義,接下來應該分析“史”的文字結構和語義了。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史”作“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在“史”的文字結構中,前文已經交代了“中”,而“又”是“手”的變體。

在華夏文明“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考察視角中,天地間萬物經過了行為主體“人”的活動,由“人”的手(又)去加工、去塑造、去美化、去勞作,留下的軌跡就是“史”。在考察物件的表述中,其實“又”的動作執行的時間序列,並不僅僅是“史”——軌跡涵蓋的內涵,還包含有“又”的動作執行的狀態和發展趨向的內容。從文字的結構和邏輯關係演繹及語義的沿革考察,許慎表述的“史”的語義“記事者也”,應是“史”的文字結構和邏輯關係演繹中其“軌跡”被記錄的部分。

在“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考察視角範疇中,天地間萬物的運動都有其特定的約束。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範式體系中,將這種約束歸結為“道”。所以,在由“中”和“又”構造了“史”的文字結構後,古人開始考慮考察物件(被“又”操持和把握者)運行軌跡約束的表述問題。

對於考察物件運行軌跡約束的表述,古人造字時在“史”的文字結構上加了一個“一”,構成了“吏”字。

“一”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論範疇的“道”密切關聯。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一”:“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在先秦諸子的思想中,“一”和“道”構成了他們思想體系的聯結點。其實,在華夏文明“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考察視角和方法論體系中,“一”是華夏文明先民關於人類與自然關係協調和人類社會人與人關係協調的歸結,是天地間萬物存在、繁衍生生不息的道的承載。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吏”:“吏,治人者也。將“一”作用于“史”,即“一”對於考察物件(史)的約束釋作“治人者也”,應是交代了許慎釋“吏”時考察問題的視角。從社會的角度考察比擬華夏文明方法論系統中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關係的演化。在人類社會的運行中,吏——政府官員實際控制著人類社會運行的軌跡、狀態和發展趨向。

從“吏”的文字結構和邏輯演繹考察,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給出的“吏”的釋義,縮小了“吏”字的文字結構和邏輯演繹中應涵蓋的範圍。

前文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基礎,解析了和“吏”有關的文字結構、邏輯關係演繹過程及其語義。下文以此為基礎解讀“事”的概念界定及其相關問題。

在“吏”的字型結構中,其“史”字字型結構中的“又”,還有一種變形“”,這樣就演化出了一個“吏”的變體字“”。

在“又”之於考察物件的時間序列中,“史”是“又”作用於考察物件留下的軌跡和痕跡,在時間序列的時態分佈中屬於過去的狀態。當“又”作用於考察物件,“中”的文字結構中的“”從“又”(手)中穿過,預示著考察物件還在人手的握持和操持狀態中,就出現了“史”演化狀態中的時間序列的進行時。於是在文字的字型結構演化中,就演化出了“事”的文字結構。

2、“事”的文字結構取向及概念和古希臘哲學相關問題比較

從“事”的文字結構解析可以發現,就“事”的文字概念和語義而言,“事”的文字結構包含著以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A、“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包含的物件是天地間(中)存在的萬物。B、“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表述的物件可以是具象的物件,也可以是抽象的物件。當“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表述的物件是具象的物件時,其“事”概念內涵和語義表述的是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的具體的物件(事或物)。當“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表述的物件是抽象的物件時,其“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泛指天地間和人的行為(又)有關的所有物件(事或物)。C、行為主體——人,對於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物件的動作過程,要受到天地間運行的大道“一”的約束。D、“事”和“史”之間具有路徑關係,“史”是行為主體——人考察、分析和操作(又)於物件——“事”留下的軌跡或痕跡,“事”是“史”的具象演化過程中的狀態。

“事”的文字結構分析和概念、語義演繹表明,華夏文明的文字在“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考察問題的取向和構造方法體系中,和“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方法論視角和取向相一致。

在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中,其考察問題的微觀視角設定及其自然界構成的“元素”、“原子”論假設,決定了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在界定考察和分析物件時,必須進行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及物像的分類和分割,因為不同的類及其分割部分,可能源於不同的元素組成或原子結構。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分類、分割工作不能完成,其相關的研究考察工作就難以展開。

在現實的工作中,要完成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分類和分割工作十分困難。因為假定中的元素和原子構成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和物像,其元素的構成和原子的結構極少表現在其現象和物像的表像中,所以相關的分類和分割只能通過現象和物像的某些特徵及其運行軌跡中的某些痕跡分佈來實現。近現代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在世界的科學實踐,也體現了這一特徵。

對於考察物件的分類界定——概念而言,相關的問題還表現在概念表述的文字或語言構造上。華夏文明的文字構造因其和方法論體系同源,具有象形和會意的屬性,從而蘊含了方法論體系的概念屬性。同時,文字結構組合中蘊含了文字結構的概念關係和時間序列問題,所以文字結構中還蘊含有邏輯內涵。

就考察物件的表述——考察物件的概念界定而言,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表述選擇的是拼音語言。在拼音語言的選擇中,字母構造和字母組合已經脫離了其表述物件的具象和抽象。所以,就其字母組合的概念表述而言,不得不用字母組合的相關辭彙給以說明。這是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自產生之初就構造有明確的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一。

在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中,其考察物件的微觀視角選擇,在考察、分析物件的現象和物像表現中,元素的構成和原子的結構難以直接表現和體現出來,為了考察和分析的方便所進行的分類和分割,其依據的界限和邊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以,在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中,要明確考察物件必須給出界定說明才能有利於相關工作的進行。這是其方法論體系中必須構造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二。

在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中,還有一個邏輯層面的問題。在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范式形成的過程中,拼音語言的辭彙構造,在對考察物件運行的狀態進行表述時,由於字母組合脫離考察物件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處理相關辭彙蘊含的概念間關係問題,說明相關辭彙概念間的相容或包含關係,從而衍生了其方法論範式中的邏輯問題。這是古希臘哲學在產生之初就有邏輯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一。

同時,在考察物件運行狀態的表述中,也是由於選擇的語言字母構造脫離考察物件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構造出特定的句式結構來處理其運行狀態的時間序列問題,並產生了相應的句式結構中的時態,形成了句式結構的邏輯。這是古希臘哲學在產生之初就有邏輯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二。

前文的研究分析表明,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和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二者之間,由於方法論體系的介入視角和文字或語言構造不同,對考察和分析物件的表述也不相同。對於華夏文明而言,在“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方法論體系介入視角下,考察和分析物件及其運行狀態的表述體現在文字的構造中,文字結構中蘊含有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概念和邏輯要素,所以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沒有獨立的概念和邏輯要素存在。而對於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而言,其方法論體系介入的微觀視角和拼音語言構造,使方法論體系的展開不得不創造概念要素以使相關工作能夠進行,並同時衍生了其方法論體系中的邏輯問題。

四、“是”和“政”的文字解析及方法論體系的相關比較

——有關“事”的進一步交代

 

前文交代了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和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考察和分析問題的視角,又以“事”的文字解析為例,交代了這兩個方法論體系相關的概念界定及表述、邏輯演繹及其相應的時間序列問題。但是,在具體的考察和分析物件的考察和分析過程中,方法論體系設定的視角如何展開、“事”的認知結果如何和操作過程“又”進行銜接,以及如何實現操作過程“又”的社會效果評價等問題,仍然是一些現實的問題。

在考察和分析物件的演化過程中,這些工作又極其重要,因為對於考察和分析物件的認知,只有實現了與其演化狀態的銜接,才能體現整個考察和分析過程的社會價值和意義。

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如何實現這些工作、這些工作的實現又如何表述呢?

1、考察和分析物件操作狀態的銜接——“是”

對於考察和分析物件而言,考察和分析物件取得認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識和操作狀態之間的銜接,華夏文明在文字的構造上構造了一個判斷的結構“是”,進行二者間的銜接。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是”:“是,直也。從日,正。”在“是”的文字結構中,許慎給出了“日”和“正”兩個結構。“日”是太陽的象形,在概念內涵和語義上沒有進一步解析的必要。

“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正,是也。從止,一以止。”。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一”是一個特定的概念(釋義參閱前文釋“一”)。“止”《說文解字》中說:“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芷,故以止為足。”其實在甲骨文的文字結構中,“止”就是“足”的象形。12

在文字結構的取象中,“足”是站立和行走的工具。其抽象的語義可以延伸為行為。人的行為合乎文明體系方法論範疇規範的“一”(或“道”),就是“正”。“正”的判斷能夠暴露在陽光下,人人都可以觀察得清楚明白,就是“是”。所以,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是”,用甲骨文中眼睛象形的文字構造——“直”來釋“是”:“是,直也”。13

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考察和分析中,人們在考察和分析過程中取得的認識和知識——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識,其認識和知識是關於特定考察和分析物件的認知,並且這一認知在時間序列中屬於“史”(過去)的範疇,要實現特定考察和分析物件操作的狀態——現在的銜接,“是”的判斷是這一過程的重要環節。在考察和分析物件演化的過程中,只有實現了認識和知識與其操作狀態中的諸環境條件變化的綜合判斷,才能實現認識和知識和相應的操作狀態銜接,指導規範考察和分析物件的操作規程。

但是,在具體問題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作為社會個體的具體的“事”的參與者,由於生活環境、個人閱歷、知識結構和水平、考察和分析問題的視角和方法等等,都存在著差異。因此,任何一個特定的社會個體在考察和分析一個既定的物件時,對其“一”的認知和把握以及過程的理解和判斷都是存在差異的。在考察和分析物件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這一差異的存在產生了“事”的演化過程中,相關的認識和知識與操作狀態銜接上的問題,形成相關的判斷“是”的差異。

就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而言,考察和分析物件的考察和分析過程與操作狀態的銜接,需要複雜的概念間關係和時間序列的邏輯演繹過程。在這一邏輯演繹過程的處理中,由於考察和分析物件的分類和分割不同的處理者有不同的概念邊界界定,所以從考察和分析物件的界定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識”,再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識”和考察和分析物件操作狀態的銜接,相關的概念間的相容和包含處理常常不知如何入手。

自古希臘哲學產生以來,相關的問題困擾著亞奡策h德、康得、海德格爾,直到現代流行於西方世界的現象學派和解釋學派。

對於“事”的演化過程和操作狀態判斷形成的差異問題,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將其歸結為社會學、行為學、心理學等學科範疇,並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相關學科。

2、社會行為的校正——政14

在社會現實的問題中,社會個體的行為作用於特定的考察和分析物件,其行為過程受相應的“是”的判斷制約。在人類文明演化中,由於社會個體存在著資質及對於考察和分析物件的認識和知識理解解讀的差異,從而形成了社會個體對於特定的考察和分析物件及其運行狀態判斷——“是”差異,並且這一差異的存在作用於其行為(“又”的動作),形成社會個體社會行為的差異。

在人類社會的自然關係和社會關係處理中,對於特定考察和分析物件而言,社會行為的差異存在,如果具有了普遍性並且產生了社會效果,會導致社會個體行為與方法論體系設定的“一”的失調和失範。在社會的演化中,這一失調和失範的存在會危及整個方法論體系構造的人類與自然協調和人類社會個體間關係的協調。因此,這是一個必須給予社會關注和社會校正的問題。

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演化中,這些相關的問題及其社會處理方式方法,被構造在一個文字結構——“政”的內涵中。

“政”,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正也。從攴,從正,正亦聲。”前文已經交代了“正”的文字結構和語義,給出了“正”的概念解析和界定。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作:“攴,小擊也。從又,蔔聲。”前文在“事”的文字解析中交代了“又”是手的一個變體。“蔔”在甲骨文的結構取象中是一個帶叉的樹條。15”字意的“小擊也”本義就是手中拿了一支樹條實施輕輕得打擊。因此從“政”的文字構造考察,“政”就是當“正”出現了非“正”的狀態時,用手中拿的樹條去實施輕輕得打擊(注意:不能是大力的打擊,打擊得力度過大會產生矯枉過正),將非“正”校正到“正”的狀態,從而實現方法論體系構造的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和諧以及社會個體間關係的和諧。

就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而言,社會個體行為的校正問題被歸結到“正”的求證——法理、“正”的規則設計——立法、“正”的實施——司法審判、“正”的實施機關——政府等相關問題分割中。

在以古希臘哲學為方法論範式的西方世界,自古希臘柏拉圖以來,相關的問題以“正”(正義)的求證為基點,指導和規範著相關問題的展開。

其實如前文交代所言,人類具有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人類的生物屬性決定了人類具有必須的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和七情六欲。人類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個體的生存和存在以其他個體的生存和存在為前提和基礎。物質生活資料的取得只有在和自然界的和諧相處中才能伴隨著人類的繁衍不斷取得。只有實現了社會個體間的和諧,人類的種群才有可能發展到較大的規模。

其實這是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考察視角的預設,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將其割裂成不同的學科範疇進行研究。但是自古希臘以來,學科範疇的分割並沒有實現相應的整合。

五、筆者對華夏文明古文字的幾點認識

筆者自1990年代初開始關注先秦典籍和古文字解讀,所得認識都是在借鑒前人和當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得出的。因此,所得的幾點認識源於許慎以來對於文字學研究的成果解讀,及其這些成果和文明方法論體系間的銜接。

1、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和文字結構在演化路徑上的關係

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方法論體系的構造和文字結構的構造是一體的。華夏文明經典文獻的五經之首,《易·系辭下》中交代:“古者庖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構造中,八卦是方法論視角“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起點,也是古文字結構構造的起點。關於這一點,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做了進一步的交代:“古者庖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接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萬品以察,蓋取諸’。”

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與古文字結構構造的初始路徑同源,是華夏文明演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在華夏文明史的演化中,方法論體系的視角和邏輯演繹被應用於文字結構的構造,同時這種文字又被用來進行方法論體系的表述,從而形成了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和文字結構關係的一體化。

2、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中文字結構演化簡史

再追溯華夏文明的沿革史,其實這一一體化也有一個發展過程。甲骨文的發現使這一過程的梳理有了起點。

傳說中源於庖氏八卦的文字起源,造就了華夏文明以象形和會意為主體的文字結構構造。如甲骨文以象形和會意為主體的文字結構。在甲骨文的部分文字結構中,已經可以發現前文分析和演繹的“一”在一些文字構造中的應用,如“正”、“吏”、“是”、“政”等文字。

商周之交,武王克殷,問政於萁子,萁子敘《洪範》,言治國大道。於是,周公制禮。華夏文明史的這一沿革,《尚書》和《史記》等文獻中都有明確的交代。其實,在華夏文明史的沿革中應該還有重要的一幕,就是商周之際對於歷史文獻的整理和文字結構構造的重新梳理。

對於歷史文獻的梳理,反映在《禮》(《周禮》、《儀禮》和《禮記》)中,所以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

商周之際對於文字的整理,則體現在商周之交後,文字的結構由甲骨文的字型結構變成了周時期的字型結構。許慎作《說文解字》時參照的古文,近現代整理的春秋戰國時期簡帛、金文、陶文文獻說明瞭這一判斷。

從華夏文明史發展的脈絡考察,近現代整理的簡帛、金文、陶文文獻文字結構的差異只可能形成于商周相交之際。這是因為,其一,商周之交武王用萁子之言,對前代文獻的整理形成了蔚為大觀文獻,如三禮,相關文獻的形成與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間具有銜接關係,與萁子在《洪範》中的約定一致。其二,商周之交後的文字結構沿革和甲骨文的文字結構間具有密切的繼承關係,所以現在研究甲骨文仍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線索。其三,文字結構和方法論體系間的密切銜接,需要與文字結構構造相銜接的社會學術範圍和生活環境。其四,春秋以後紛亂已起,各地諸侯為了書寫得方便或其他原因,紛紛變更部分文字的結構,至此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的概念和邏輯要素已經混亂,並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社會現象和學術氛圍,不可能再存在方法論體系和文字的結構銜接共同發展的社會環境條件。其五,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選擇的文字的字型結構,依據的是以孔子壁中書為基礎的春秋文字、大篆、小篆,並以秦小篆的文字結構進行整理。其六,秦小篆的文字結構承襲於大篆,大篆承襲于甲骨文和商周之交文字。

秦漢之交,文字隸變,文字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文字沿革史上,這一變化奠定了其後文字的基本結構,漢以後兩千多年文字的結構再也沒有大的變化,因此文字被名為漢字)。所以漢武帝時得孔子壁中書,幾乎無人認讀,並導致後世的古今文之爭。

許慎師從賈逵治古文(孔子壁中書等春秋文字),解析古文字的結構與文字語義的關係,希望減少由於匿猜文字的語義而導致先秦經典文獻(尤其是儒家文獻)的誤解和誤讀,引發社會精神文化資源的評價和繼承問題。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交代的文字結構的構造,源於以孔子壁中書為主體的春秋文字,借助秦小篆的字型結構進行解析。16在許慎的文字結構解析中,以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的“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視角為起點,以文字結構取象和取意為邏輯展開的初始路徑,還原文字構造中文字結構和語義的關係。因此,在漢以後的華夏文明史沿革中,許慎的《說文解字》成瞭解讀先秦經典文獻和精神文化資源的鑰匙。

自許慎以後,《說文解字》的研究家輩出,對《說文解字》進行解讀和注譯。從筆者接觸到的有限的相關文獻考察,後世對於《說文解字》的研究和注譯,往往過分關注了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給出的具體文字的釋義,忽視了文字結構構造和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間的關係和銜接。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一忽視的存在造成了方法論體系演化路徑的模糊不清(方法論體系中的概念和邏輯要素缺失),以及相關精神文化資源分析和比較的困難。

3、筆者在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和古文字結構研究中的發現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西學東漸,以古希臘哲學為基礎的方法論體系傳入我國,並在我國的學術領域成為顯學,促進了我國學術界思考自己文明的方法論體系構建和沿革問題。

這一思考發現,我國的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除了考察和分析視角和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有重大差別外(宏觀和微觀),在表述和表達方式上還有重大差別,既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的概念和邏輯要素。

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沒有獨立的考察物件的概念和邏輯要素,形成了形式上的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概念和邏輯要素的缺失。對於一個具有重大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的方法論體系而言,這兩個要素的缺失產生了方法論體系梳理和其他方法論體系比較上的障礙。而解決這一障礙的探索過程,促進了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和文字結構銜接的探索。

筆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的課題研究中,發現了古文字結構中的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的概念和邏輯問題,並以此為基礎進行相關概念體系的構造和邏輯框架的展開。

但是,由於《文明史演化的邏輯》涉及的是一個文明史演化中的制度與經濟關係問題,所以本文涉及的問題在書中只是提到,沒有展開。在此,本文涉及的主體,算是進一步的交代。

六、結語

任何一個文明的構造和發展都需要相應的方法論體系支援,選擇考察和分析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視角,確定界定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方式方法,指導考察和分析過程的實現及結果的表述表達,是一個文明得以發展和延續的基礎。

在文明史沿革中,一個特定的考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視角、以及界定考察、分析物件的方式方法和考察分析實現的過程及結果的表述表達,構成了一個文明特定的方法論範式。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些特定的方法論範式構造了相應文明的特徵,構造了相應文明處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方法和態度,構造了相應文明的制度和經濟關係。因此,存在較大差異的文明間,向上追溯都可以發現其方法論體系構造上的差異。

本文在邏輯體系展開中涉及的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和華夏文明如此,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和古希臘文明如此,前文提及但沒有在行文中展開的猶太-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在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關係和社會個體間的關係,設定在神職人員——拉比和上帝的約定中,因此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關係的處理中,省缺了其界定和相互關係演繹的過程)。

因此,不同文明間的比較需要從其文明構造的方法論體系入手,否則可能難以把握其文明構造的內核,不能把握其文明構造的內核,要評價其文明甚至將其作為至寶的精神文化財富配置到自己的社會實踐中,則會出現文明間的銜接問題。我國百餘年的社會實踐已經為此做了說明。

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度,這一歷史和文化傳統源自于華夏文明特定的方法論體系的構造。當今世界,文明交融,需要對當代不同文明的方法論體系及其相應文明的運行機制進行詮釋和評價,並配置到社會實踐中,實現人類文明的進步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但是,在華夏文明史的沿革中,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的構造缺失了,並且在文明的發展和延續中造成了傳統精神文化資源解讀和評價的困難,造成了文明交融中和其他文明方法論體系比較的困難,造成瞭解讀其他文明運行機制的困難。

這種局面的存在,既不利於國家為社會的長治久安配置人類文明的一切精神文化資源的要求,也不利於國家為實現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而採取的文化發展戰略。

在歷史的演化中,許多仁人志士為華夏文明精神文化資源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近現代,許多志士在多學科研究的背景下做了許多有益的基礎工作,為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構造的還原和解讀奠定了基礎。

目前,隨著多學科研究的發展和文明交融中方法論體系比較的探索,為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還原和解讀的工作做了鋪墊,許多基礎的工作大體鋪就。為了人類文明的發展,也為了我們國家的文化建設,為了我們社會的長治久安,有志於此道者開始這一工作吧!

 

 


註釋


1筆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提出相關問題。但是由於《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主體研究的是制度與經濟的關係問題,所以本文有關的問題沒有展開。在中西文明交融和一體化的背景下,筆者感覺這些問題有進一步梳理的必要,以便於相關問題的澄清。劉濤著 《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21月第一版。

2 哲學是和古希臘哲學範疇的方法論體系聯繫的概念,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的方法論體系比較時,回避統一使用哲學這一概念,以表明其中的差別。

3 這是筆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研究中構造的概念,用以搭建不同文明間銜接研究的平臺。相關研究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文明史研究範式的探索歷程及其社會價值寫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發行之後》(見哲學網站:孔子2000)。

4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導論、第一章。

5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第一章的相關內容。《理論中的現實和現實中的理論——中西文明方法論述評》中也有相關的表述。參閱哲學網站:孔子2000

6猶太-基督教文明的這一視角選擇,由於簡略了考察分析物件的界定和相關邏輯的演繹過程,所以在本文的行文中,也不涉及相關的分析,只將其作為文明史演化中一個方法論視角的存在,做一交代。

7相關的研究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中重要概念的界定,《文明史演化的邏輯試論政》。《書和書字的結構及其相應的哲學問題》哲學網站:孔子2000

 

8在《漢語大字典》簡編本中,將“史”、“吏”和“事”歸結在一起,解為同一個字。在文字結構的演化中,這一歸結忽視了三個文字間結構和語義演化的關係。見下文。

9這一立體空間表示的六個方位,也被稱作六合,六合有時既指天下,也指萬物。

10 在當代的文字學文獻中,常常將“中”釋作旌旗的象形。筆者認為或許表示旌旗象形的“中”有聚集和召集人集中的意思,但和“史”和“事”的文字結構有關的“中”,應與表示旌旗的“中”有差別。

12參閱《甲骨文大字典》釋“止”。徐仲舒主編 《甲骨文大字典》 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 1990年版。

13在甲骨文的字型結構中,“直”是眼睛的象形。見《甲骨文大字典》釋“直”。

141996年筆者成曾對“政”進行了嘗試性的解析,形成了《試論政》一文,並對後來《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一書的體系構造產生了影響。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試論政》。

15參閱《甲骨文大字典》釋“蔔”。

16參閱《說文解字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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