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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OO六年九月第一五三期

試論劉宗周的社會歷史觀
張瑞濤(中國石油大學(華東)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內容提要:明末大儒劉宗周言性命之理終歸于史,由對道德哲學心性論的思考推演出具有現實主義色彩的社會歷史觀,體現在三個方面:關於歷史的本體,認爲人的自然之心對社會歷史發展起決定作用;關於歷史的主體,認爲上層統治者和下層民衆共同維持著歷史的運轉;關於歷史的動力,認爲改革是歷史進步的必要手段。劉宗周的社會歷史觀是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者複雜心理的表現。

關鍵字:劉宗周 社會歷史觀 歷史本體論 歷史主體論 歷史動力論

  劉宗周(西元1578年——1645年),字起東,號念台,浙江省山陰縣人,因講學於山陰縣城北蕺山,後世學者稱其爲蕺山先生,是明末清初最具有開創性的學者之一。其學以「慎獨」爲宗,主旨在於道德理想本體的重構,[1]以道德理想主義歸本踐履,在宋明理學發展史和浙東史學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注釋一)。劉宗周在其位、謀其政,針砭時政,倡導王政,保守文化,學以致用,由心性論推演出具有現實主義色彩的社會歷史觀。筆者試從三個方面來論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歷史本體論

  透視中國歷史的軌跡,「人心人性決定著歷史的本質」[2](p174)。興者,人心之興也;衰者,人心之衰也;治者,人心之治也;亂者,人心之亂也。劉宗周在對歷史發展的本體論認識上依然沒有脫離心性史觀的範圍,指出「人心」對社會歷史發展起決定作用。劉宗周說:

  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複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通無時,五常無跡,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於漠。氣和於虛,無方、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哉心乎![3](p263)

  心一也,合性而言則曰仁,離性而言則曰覺。……又統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後成其爲心。若單言心,則心亦一物而已。[3](p286)

  心性通合則可言「仁」,心性相分則言「覺」,「不可以覺爲仁」,表現出心與性之間存在這樣的關係:性是心的根據,心是性的反映;性是本體之心,是內在的超越的道德理性,具有無爲的至善性,心是自然之心,是道德踐履,具有有爲的或善或惡性。此外,還有一天命之心,是外在的超越的道德理性,意識至善的。本體之心與天命之心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是主觀的超越,後者是客觀的超越,但歸根到底都是道德理性,一個在內,一個在外。劉宗周所說的「萬化複歸一心」的「心」就是「天命之心」。本體之心即性體,通過自然之心來體現,若自然之心皆爲善,就實現了與本體之心的內在同構,那麽人心自然地就與天命之心相貫通。天命之心「至大無外」,本體之心「至善無惡」,自然之心則或善或惡,由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目貫通,體現出內外一致性合主客一致性。若八目的條貫性出現差池,自然之心比不能一以貫之,天命之心不會流行運作,本體之心不會彰顯,道德理性無從發揮。這就是劉宗周所說「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塈豆臐A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覿矣。是謂喪心之人,君子倦倦于謹獨於此。」[4](p324)自然之心受氣之拘、物之蔽,「妄」「念」乃生。作爲本然的道德理性之心體是沒有欲望的,但由於自然之心受感物欲,念起念滅,必會給心、意、知、物造成大害,「念起念滅爲厥心病,還爲意病、爲知病、爲物病。[5](p1523-1524)自然之心的這一道德實踐過程保持的好與壞、善與不善,直接決定了人之本體之心之善能否正常發揮,直接影響人與天命達致貫通與否的進程。

  劉宗周把道德哲學體系下對自然之心的理解應用於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上,指出,皇帝之「心」——皇帝努力完成、從事某件事業的決心——「志」在社會發展中具有關鍵作用,「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人主之一心」[6](p139)。此「心」是心堯、舜之心之志。即是說,但凡皇上有立志行堯、舜之道的決心,天下即有轉亂爲治的機會。學習堯舜聖王的什麽心志呢?它包括:「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畸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致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並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撫循,以收天下泮渙人心。」[7](p135)可見,此心志即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心傳,致謹于人心、道心之辨,才可求中而持敬之,也就是劉宗周心性論所強調的本體之心。在劉宗周看來,堯舜之道是最理想的治世方略,而操作起來也是及其容易的,只要皇上時時提醒、時時謹凜,只此謹凜便是道心爲主,是精一、是執中,也就是在自然之心上用誠敬的道德踐履工夫。若以此爲下手處,皇上已可爲堯舜了。

  「王道」作爲一種治道,不僅要求最高統治者要有高尚的道德修養,還要求所有的人應當具有爲實現穩定、和諧的社會發展圖景而奮鬥的決心與意志。劉宗周也注意到天下衆人之心尤其是臣子、士大夫之心在社會安定秩序構建中的作用,「天下之亂未有不始于人心」[8](p145),天下士人之「人心」對社會發展安穩與否也具有重要影響。如果說本體之心之善是絕對的至上的善的話,那麽自然之心就是相對的種屬之善,即在道德踐履的層面上,可以將善的履行過程分出不同的層次。本體之心人人皆有,正如王陽明所講「人人皆可爲聖人」,但不同層次的人可以在不同的道德踐履中行不同的善來體現這一絕對的至善。所以,同時自然之心,就可以體現出皇帝之心、臣子之心、士大夫之心、普通大衆之心等。具體的善的踐履可以多樣化,但其本質都是爲善,這是本體之心的抽象性與自然之心的具體性的辯證體現。劉宗周指出,社會全盛之下士大夫之聰明才諝、英勇膽識能夠充分發揮,彼此肝膽相照、同舟共濟、能赴共治;而內憂外患之際,人心升降之機變化無常,士大夫勾心鬥角、功烈殊施。尤其是在崇禎朝,社會善惡標準缺失,道德自我監督能力缺乏,「皇上惡情面,則諸臣杜門謝客以市公;皇上禁饋遺,而諸臣引袖交歡以致敬。設廠衛之機,則以廠衛爲彙緣;立登出之法,則以登出塗至尊之耳目;……」[8](p146),種種醜惡之政治行徑勢必使君子遭逐、群臣遭貶、大獄又起、國祚渺茫。故宗周慨歎「人心之爲禍烈矣」!沒有忠、孝、節、義,沒有仁、義、禮、智,赤子背父母、士卒戕主將、臣子叛君父,皆是人心受病爲害之必然結果。

  怎麽辦?宗周提出「正人心」之說。在他看來,欲正人心必先明世教,而欲明世教在於以先王之道導之,根本在於皇極之地的建立。而欲求皇極之地則由皇上親躬聖學始。在宗周看來,皇上親躬聖學旨在恢復坐講制度,在崇儒重道中從容倡道以得誠意之功,而以正心踐其實,「夫宇宙之所以綱維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爲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則學術之明晦爲之也」[9](p80),由學術之明明己之「明德」,由己之「明德」達致天下之「明德」,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故明「明德」而天下治。宗周由皇帝躬聖學求皇極之地,實際上就是行以仁爲德、以德化民的仁政,最終的目的就在於使自然之心皆向善性張揚,以貫通本體之心,實現人之爲人的基本道德價值。皇上親躬聖學本之誠意,廷臣必以實相告白。所以,天子與士大夫皆從誠意出發,故可求得兵爲實兵、餉爲實餉、人才爲真人才、守爲實守、戰爲實戰、官爲真官、吏爲真吏、百姓則爲真百姓。皇上誠意爲政,士大夫也必會立定作君子的志向,上行必然下效。故人心正,君子立于朝,皇上何愁國之不治?

  二、歷史主體論

  在劉宗周那堙A「人心」事關國家治亂之幾,是社會安定與否和歷史進步的決定因素。那麽民衆則構成歷史的主體,這從劉宗周「重民命」、「厚民生」的民本觀念中得以體現。

  劉宗周在籍的時間並不長,多數時間在家讀書、講學和遊歷,使他能夠較深刻地體會下層民衆生活的疾苦,並能夠在當朝期間敢於上疏直陳實情,力求革除弊政,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他曾說:「每從州縣文移往來間,問民疾苦,未嘗不耿耿于心,苟可以爲民請命者,臣終不敢放過也。」[10](p111) 1629年,滿洲兵進攻北京城,京城戒嚴,四方難民湧入北京城者不計其數,以至於煤米價格驟長,百姓生活難以維計,京城守軍也是怨聲載道,時任順天府府尹的劉宗周禁之而不能止。于此,宗周慨歎:「臣惟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則國勢自張。」[11](p70) 「人心安,國勢自張」可看作是劉宗周民本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他對歷史主體——民衆——歷史作用的充分肯定。在《邊事萬無可虞疏》中,劉宗周就民生之淒慘、悲苦作出描述,得出這樣的結論:「天下囂淩反側之象,未有不乘饑寒而起者,則亦不可不預爲之計。」[11](p70)啼饑號寒之衆若遇奸宄之徒蠱惑,勢必會揭竿而起,疲勞困頓、呺腹荷戈的守城官軍若體恤不當必有兵變發生,從側面反應出劉宗周對到勞苦大衆歷史主體功能的體會。

  歷史主體不僅僅包括普通百姓和軍人,還有士和商。劉宗周指出,城守莫過於安民心,而欲安民心莫先于安士心,所以他「數會諸生於學宮,激以忠義之良,俾以鄉保之任,使之聯絡齊民,互相保聚。」[12](p240)他還大會縉紳,倡導他們捐糧捐款,以濟流離饘粥之乏。國難關頭,劉宗周盡職盡責,體恤民情,努力協調勞苦大衆與上層士大夫、知識份子階層的關係。從劉宗周執政之策的靈活性及其理論依據的合理性可以看出,他並沒有將勞動人民與非勞動階層加以嚴格劃分,在他那堙A所有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其所講的「民」是一個整體,它包括了士、農、工、商、兵等各色人物,不能因爲他們地位的不同而分別等視之,這個集合體的「民」心不穩,國家也就不穩,因爲「天下之大計終不外乎人心」[13](p77)。安人心以固天下,此人心就包括了民心(普通勞苦大衆之心)、軍心、士心、大小臣工之心、遠近地方之心,甚至是皇上「自安其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意在宗周政治邏輯思維中得以自然延伸,要得天下鞏固,必須「合上下爲一心,聯遠近爲一體」,他們都是歷史的主體、社會的主人。

  考慮到歷史主體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須採取一定的措施維護他們的利益,這就要做到「重民命」和「厚民生」。就「重民命」思想,劉宗周指出:「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繼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党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已足爲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詿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又謫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藉,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下同奴隸,將何以厲寵臣之節?……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14](p101-102)劉宗周一句「下同奴隸」明白昭示了明朝末年朝廷中臣僚地位之低下與人格尊嚴之虛無。沒有人格尊嚴的士大夫又怎麽能夠全心全意爲皇帝出謀劃策呢?又怎麽能夠關心社會民衆之疾苦呢?皇帝動輒以重典懲罰臣下,更有詔獄一事堪稱不誅之教,頗傷士氣,因此「刑罰宜省宜平」。一個不尊重人權的政府是不會給社會帶來福音的。

  就「厚民生」思想,劉宗周指出:「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而陛下自繼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逋既誅,見征必盡,已足爲天下病矣。猶未也,又攢及來年之預征者。方且有司有逮,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閭閻中安問雞犬?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14](102-103)宗周認識到天下民衆生活之疾苦與皇帝之層層盤剝、貪官汙吏之敲樸日峻不無關係,曾就此發出感慨:「臣以爲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饑曰我饑,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而人食哉?」[15](p62)民之饑寒即我之饑寒是宗周行仁政的本質表現,是宗周「重民命」、「厚民生」思想的最深厚理論基礎,[16](p54)也是宗周民本平等觀念的體現。

  三、歷史動力論

  人類社會的歷史總是處在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之中。是什麽推動歷史的前進呢?不同的思想家給出不同的答案。劉宗周認爲,改革是歷史的動力,並提出了完善的教育改革與吏治改革理論。在他看來,教育(學政)改革最能救正人心、扭轉士風;而吏治改革在於提高政府官員的素質、避免高層腐敗,根本上在於爲消解君主專制獨裁、創設權力制衡提供人才前提,通過兩方面改革實現社會在穩定中走向前進。

  依宗周,改革學政是救世之第一義,「夫學,亦學爲忠孝節義而已矣。學政之教行,則天下皆知子不可以叛父,臣不可以叛君,四裔不可以叛中國。舉天下之才,蒸蒸咸奮于朝廷,人心由之而正,國是由之而明,紀綱由之而肅,法度由之而明,政事由之而立,封疆由之而飭,寇盜由之而屏,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由之而固。是沖聖中興之業,天下堂序而奏也。臣所爲救世第一義如此。」[17](p46)時天下世道交喪,士大夫容容苟苟,不知忠孝節義爲何事,平居以富貴爲壟斷,臨難以叛逃爲快捷方式,至於國是日囂、人心日競、紀綱日壞、刑政日馳、封疆日蹙、寇盜日邇等流弊乃學宮不識字之人所釀成。所以「救世者必先識天下第一義而操之,往往於形見勢詘之外,別有轉移而收功甚捷,則今日之學政是也。」[17](p41)董仲舒曾經說:「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18],教育走向歧途,人心不古,不能有效地踐履善行,實乃社會的悲哀。因此劉宗周希圖以改革學政祛除國弊,以此正士習、人心。劉宗周關於學政改革的內容主要包括:第一,重選貢制,以彰顯學校教育的功能,促進人才選拔的多元化;第二,優化教學內容,注重教育物件的德性培養;第三,對教官的選用要慎重,並建立良好的教師進退機制。[19]從宗周所設定的教育改革的內容來看,不論是生員的來源,還是教師的選用,以及他們的升擢無不圍繞著人之德行展開。由此可見劉宗周對儒家德治理論的重視和發揮,即便是對現代的高教改革亦不無啓示。

  改革學政是教化人心和純潔人性的必要手段,那麽吏治改革則是純潔政治隊伍和建立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的必要手段。劉宗周曾對明末吏治之汙發出這樣的感慨:「今天下無吏治矣!其賢者日奔走于薄書、錢穀以博能聲,而不肖者以溪壑爲得計,上官樂與同濁耳。等而進之,藩司不治餉,臬司不治刑,屯田不治田,水利不治水,軍不治軍,兵不治兵,一旦有急,紛紛廷遣耳。而最可異者,無如督學一官。」[20](p248)宗周無奈的話語流露出對吏治的不滿。崇禎十五年(1642年),劉宗周任督察院左督禦史,其在任職內所上的《條例風紀之要疏》、《巡城職掌疏》和《責成巡方疏》建構了由督察院而巡城而巡方三級督導、權責分明的吏治改革輪廓,希圖由整頓吏治而安民心、振肅紀綱、教化天下。

  首先,督察院之職責要明晰。督察院本爲天下風紀之司,天下理亂安危所從出之地,而今卻變得千蒼百孔,改革勢在必行:「惟是官不得人,則法久而夷,令熟而玩,種種受弊之端,遂開天下犯義犯刑之習,所不至以人國爲徼幸者幾希,而臣乃凜凜與此矣。」[21](p215-216)劉宗周爲彰顯督察院之職掌的重要,羅列六個方面來表明督察院諸禦史的職責: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敕吏治。[21](p216-222)督察院之職在於人事任免,它的介入可以看作是對皇帝專權的限制,以此加強王道的推行。其次,京師風紀要整肅,巡城職掌之權責要加強。在宗周看來,督察院門下禦史之職責在於巡城,專以肅清輦轂爲任,所作所爲在於令行禁止、整肅風紀,具有這樣的權力,如發奸摘伏、禁賭捕盜、參奏饋遺、裁抑豪橫、懲罰奢侈遊戲、查問不法之九門官吏等。禦史盡職盡責必能風吏治,上至皇上,下至百官,在此種有效的監督機制下定會合理、合法利用權力,並落到實處。如果說宗周通過加強督察院職掌來限制皇權的話,那麽加強巡城職掌則是對整個君主政權的監督,前者是謂分權機制,後者是謂監督機制,實際上都是宗周民主、民本思想的體現。第三,巡方對下級官員具體職責的監控要加強,構建良好的吏治風氣。劉宗周指出吏道與德「風」是密切相關的,「風」吏治若能從根本上做到「廉善」、「廉能」、「廉辯」、「廉法」、「廉正」、「廉敬」,[20](p242-248)下自縣令,上自藩司、監司、禦史就必會各負其責,各操其風尚之地,而又相互合作,相互貫通,相互影響,必能建構良好的吏治環境。

  劉宗周的願望是想通過吏治改革實現自上而下的社會改良運動,苑於時代的局限和當權者的不支援,這種想法只會是一種美好的理想,不可能得到積極地推行。此外,作爲傳統的士大夫,劉宗周又反對新事物,具體的表現就是對西學的抵制。明朝末年,西學東漸,面對一種新異的然而卻是先進的文化,劉宗周表現的極爲保守,稱「西學」爲「異端之教」[22](p239-240)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後大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他們在宣揚其天主理論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西方的科技知識,如利瑪竇、湯若望等人在天文、數學、地理、物理、機械製造、兵器製造等諸多方面有造詣,推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劉宗周對利瑪竇、湯若望卻是極爲反感:認爲利瑪竇持天主之說蠱惑世人;湯若望等以曆法行一家之說,並逞其火器之長技,以致皇帝表彰其爲「天學」,實是有違道統。劉宗周不僅對整個的西方宗教持反對態度,而且對西方的科技甚至對可以用來保家衛國的西方先進火器也持反對態度,稱西方先進的火器等科學技術爲「奇技淫巧」[23](p276)。西方近代文化被劉宗周槍斃了,歷史發展的動力——改革——也僅僅是一種不動筋骨的政治秩序上的適當調適而已,即便是如此也未能貫穿到底,更別提基於西方先進思想的政治革命了,其思想局限性可見一斑。

  劉宗周的社會歷史觀可以看作是他歷史哲學意識的體現,是順承道德理性本體之學而開出的外王理想。劉宗周從君主政治體制出發,雖然幻想天下爲公的三代聖治,可又不想做時代的反叛者,在努力建構道德理想、悉心追求德治理念的同時卻僅僅是到對現實體制的點滴改良,稱之爲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者或許最能概括他內心的這種複雜性。

注釋:

注釋一:就劉宗周在宋明理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劉宗周之子劉汋在《劉宗周年譜》中就此指出:“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真,其言道也,合內外動靜而一致之。至晦菴、象山而始分,陽明子言良知,謂即心即理,兩收朱、陸,畢竟偏內而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複合。”(參見劉汋:《劉宗周年譜》,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五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 6月,第529頁。)黃宗羲也深刻指出:“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參見黃宗羲:《蕺山學案》,《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512頁。)就劉宗周在浙東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當代史學家何柏丞先生指出:“吾國學術思想至北宋末造就一番融貫之後,大起變化。……初開浙東史學之蠶叢者,實以程頤爲先導。……故浙東史學自南宋至明初,即因經史文之變而日就衰落。此爲浙東史學發展之第一個時期。迨明代末年,浙東、紹興又有劉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陸’,其學說一以慎獨爲宗,實遠紹程氏之無妄,隨開浙東史學中興之新局。故劉宗周在吾國史學上之地位實與程頤同爲由經入史之開山。”(見何柏丞:《通史新義》,第140頁。轉引自《劉宗周全集》第五冊,第 67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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