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hkshp.org

《人文》二OO六年十月第一五四期

儒家「外王」之現實意義
──當前臺灣群眾運動的省察
余健文

  牟宗三先生說:「『內聖』者,內而在于個人自己,即自覺地作聖賢工夫(作道德實踐)以發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謂也。『內聖外王』一語雖出于莊子天下篇,然以之表象儒家之心願實最為恰當。『外王』者,外而達于天下,則行王者之道也。」這是儒家「內聖外王」之本義。宋明數百年之學術,只在闡述「內聖」之義理與成德成聖之進路,即所謂工夫問題。此內聖之學並無所謂新舊之別。要之,只能相對現實社會之變遷而在實踐上有所調整。此內聖之義為孔子「仁教」所涵,為儒家精神之內核。此即如「愛」之於基督教,「苦」之於佛教,內聖之「仁」即儒家教義不變之常道。

  「外王」之本義是根據天命之性、道德本心之不容已,而對應外物o社會、政治、文化而發之行為。因其相應於外在現實的人事、社會、政治而言,故不如「內聖」之「簡易」,然其道德本質必為「內聖」所規範。《大學》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中由「格物」到「修身」為內聖之路,由「齊家」到「平天下」為外王之事。但《大學》之言,只是一綱領次序,而無實質的內容,故後來有朱子與陽明對於《大學》之不同解讀。傳統儒者對此「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外王事功總視為順內聖所必能致,為內聖之末。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牟先生稱此傳統的「內聖外王」關係為一條鞭式的「直通」之途。儒學數千年之發展,其言內聖之學可謂至矣盡矣,然對於「外王」則總只能視之為「成德」之必然結果,為內聖之冀尾。此故有其歷史政治之限制,然亦表現了先儒「事功」意識之偏頗與不足。

  傳統由「直通」而至之「外王」,因其相應於道德本心之不容已而發,故為不變者。此「外王」之義,除一般理解的「治國平天下」外,一切有影響於現實群體,社會政治者,皆為「外王」所涵,如人見孺子將入於井而引手相救;見孤苦無依者,而作損獻,更而建立慈善之事業;見社會上之不平,政治上之腐敗,拍案而起與惡勢力作抗爭,發起、參與、進而推動一運動以致改變現實之不合理,遠者如東漢之太學生運動,明之東林,清之公車上書等,近如六十年代美國之平權運動,中國大陸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香港在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今日之維權運動,以至當今台灣之反貪腐運動,皆是本道德本心之不容已而發之事。此即是儒者本義之「直通」之外王。

  此等順內聖而至之外王事業皆有至高的道德價值。然而他們皆有其限制與不足,他們皆只能對現實一不合理之事作一時的改正(或可反正一不平之事,或可推倒一腐敗的政權),卻不能「立千年之人極」,立政道之大本,這也正是二千年來中國政治只能在一治一亂的循環中,不能轉出一合理之民主制度之因由。孔子讚顏子能「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能成就外王事功之「一善」,有賴於人良知之勃發,然要能保障此「一善」之不失,使人皆能「拳拳服膺」之,則有賴於制度之建立。

  唐、牟等現代新儒家之所以為「新」之義,並不在於他們對儒家內聖之學的詮釋,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哲學意義的對儒家學術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文化分崩離析的時代,使中國文化的慧命不斷,然其於內聖的義理綱維,仍不出孔孟之道統。新儒家之「新」在於他們在承接傳統的同時,對儒家學術作一深徹的反省,更能相應時代問題而對「外王」有全新的開展。牟先生以為所謂「新外王」在政治上是要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在社會上要建立一多元的專業精神。牟先生曰:「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學與民主政治。……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義,此乃新外王的形式意義、形式條件,事功得靠此解決,此處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則是科學,科學就是「新外王」的材質條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內容。」此皆非傳統「直通」之外王所能至,而必須由「良知坎陷」之「曲通」,由「綜和盡理」之精神轉至「分解盡理」之精神;由「理性之內容表現」轉而至「理性之架構表現」。

  故本「直通」之途之群眾運動固有至高之價值,但只是一個發端,如無一相對應之制度貞定之,則此一時之成果,轉而成空,使一群體之心力枉費,更而使一整代人進入精神虛無之境地。(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中國之發展,正是如此)。此制度之建立,則必賴一新外王之「事功精神」。「事功的精神是個散文的精神,平庸、老實,無甚精彩出奇。」這也就是一種平實的、客觀的、無激情的學術精神。由此一精神才能引伸出制度架構。反之,如無道德精神貫注其中,則完美的制度架構亦不能有效的運作,此亦是近年來臺灣政治上不斷滋生貪腐現象之因由。然而,此決非民主之過,而只是民主社會建立的過程中道德理想與制度架構未能銜接所至。

  今日的「自由主義」學者們多不能體悟由道德本心而發之「直通」的外王事業。對今日台灣「反貪腐」之群眾運動,他們皆持反對的態度,以之為違反憲政民主制度的行為,甚至認為是「暴民政治」,民主的大倒退。然而,他們忘記了憲政民主制度非憑空而作,其本源在於人的道德本心。如無此等基於道德理想之群眾運動,無論憲法寫得如何完美,民主之制度設計得如何精密,皆只是一紙空言的文字遊戲。此等群眾運動之價值正在於喚醒人的道德意識,使人重新反省民主制度之根本。概一切合理之民主憲政,必本於人之道德本心而立,但制度一經建立,人生活於其中,如「魚相忘於江湖」,很容易使人忘記了此制度背後的精神本質。只有在制度發生問題時,人本其道德之心投身於群眾運動,以推動此制度之完善,才能使人有機緣再體認此制度之道德精神意義。近世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皆賴此二者的結合。此為「直通」之「外王」與「曲通」之「新外王」之銜接處。故此,二者之以己為是,以他為非,互相指責,皆是蔽於一端。今日中國民主建國之正道即在於「群眾運動」與「制度」之相互了解與配合。這也正是儒家「新外王」在現代社會的全面開展的契機。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