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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回應下的香港本土主義

 

趙善軒(明愛專上學院通識及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一書中提出了一學術理論,他認為文明常處於被外來集團的挑戰下而產生回應, 即是說面對外壓力,不同的文明會因壓力而作改變。當然,不同「體質」的文明會有截然不同的回應。譬如同樣面對西方列強入侵,廿十世紀中期的日本人作了全面性的改革,實行明治維新,而中國人則不然,卻一味強調中體西用云云。簡言之,內部變化實與外在壓力有著莫大關係。
  港人在回歸初年,國家身份認同不斷提升,解放軍營開放、太空人訪問、奧運選手來港都成了一時佳話,惟近兩三年,俯仰一回,形勢竟有一八十度的轉變,港人仇內情緒高漲,自遊行由「後沙士」時代的良藥變成了文化衝突的導火線,雙非孕婦問題,地鐵進食事件,D&G事件以及簡體字標語等話題觸發了大規模的反抗情緒,套用「挑戰與回應」理論,實是其來有自,不難解釋。
  二零零三年七一大遊行,號稱五十萬人上街示威,當年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突然軟化,致令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才被迫下馬,此後北京一改回歸初年對港態度,積極在港進行「統戰活動」,方有近年「政令不出西環」的局面,北京的影響力正式浮在水面,中聯辦的基層官員更明言要在港建立第二管治階梯,部長級的幹吏更對大學的學術研究指指點點,甚至對區議會、立法會、特首選舉等均見活躍的「參與」。凡此種種,香港人的壓力感日深,深恐北京當局欲把內地管治文化帶到香港,在強大國家機器的挑戰下(不論是事實還是想像),港人必會作出激烈的回應。當前,有些人跟澳門大多數民眾一般,只得無奈接受,但有更多的市民,選擇不同情度的反抗,香港本土主義就應運而生。
  然而,在目前的形勢下,大多港人卻選擇積極拒爭者仍佔小數,大多數人卻以消極方法抵抗北京的挑戰,諸如發涉在旅客而非政策,針對孕婦而非制度,衝突選擇用簡體字的市民而非對文化作反思, 此就是在特殊體質下的「挑戰與回應範式」。因香港長久在港英殖民政府的愚民管治下生活,啟蒙教育不深,加之過份商業化,欠缺人文素質,其回應多近民粹而非自由。但不論如何,梁振英同志任特區政府的頭領,也意味著親北京的強勢領導將如洪水而至,若此思維不變, 北京妄想透過干預來控制大局,那香港人的回應也只會愈來愈激烈,國民身分只會日趨澹泊,本土主義亦會更趨劇烈,他日或會走向極端的民粹主義,後果將會難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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