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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與阮籍的精神世界

 

林榕傑(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博士後、哲學博士後、講師)

 

摘要
在魏晉名士中,阮籍的個性是非常鮮明而突出的。他的一生,與酒有莫大的關係。酒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本文通過其嗜酒的一面,剖析他的借酣酒來表現出其對現實、權貴、禮教不滿的反抗。

關鍵詞
阮籍、精神世界、酒

    在魏晉名士中,阮籍的個性是非常鮮明而突出的。他的一生,與酒有莫大的關係。酒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阮籍能否被看作古代的「酒精依賴者」呢?回答應該是肯定的。酒是他人生的必需品,是他精神的必需品,他既不能擺脫,又不想擺脫。

 

                                   

 

    阮籍是好讀《莊子》的。《莊子·達生》中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1]阮籍可說是莊子思想的實踐者,他也想如醉者那樣「得全於酒」。醉酒可以使他「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至於其它瑣事又何嘗能入其中呢?

嗜酒者對世事變遷會相對遲鈍,對政治變動也會相對遲鈍。阮籍對政治本來已經相當失望,對現實社會也相當失望,因此這種遲鈍其實正是他所需要的。嗜酒者有時會耽誤工作,而阮籍在朝中的工作大致說來都是他所不願意做的。

一般而言,象阮籍那樣的嗜酒者對死亡並不恐懼,相反會認為死亡是一種解脫。阮籍固然沒有象劉伶那樣攜酒乘鹿車並讓人荷鍤跟隨在後且說出「死便埋我」之類的話[2],但他也持類似的「放達」態度。對他與劉伶等人來說,死亡可視為永久保持在酣醉狀態中。

    《莊子·漁父》中有:「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3]。阮籍在現實中(尤其現實政治中)難以找到快樂,而他在酒中能感受到快樂,這是獨自一人的快樂。過度地沉湎於酒中可以使他不過度地沉湎於苦悶中,他以一種特殊的快樂沖淡深深潛藏著的悲涼與痛苦。可以這樣說,阮籍之樂不同于顏淵之樂,也不同于曾點之樂。

    他在酒中應能體會到不嗜酒者無法體會到的那種快樂,這樣降低了他追求其他方面快樂的興趣。他對酒的嗜好與追求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其他一些方面的嗜好與追求(除好飲酒外,他不算多的愛好還包括彈琴等)。多數情況下,嗜酒者對外界資訊或知識的吸收會減少,阮籍應該也是這樣。

    極度嗜酒者有時會產生幻覺。阮籍或許有時候也會產生幻覺——伴隨這種幻覺的也是一種特殊的快樂。或許這可以說是酒醉中的「逍遙遊」。

然而有的時候,飲酒也不能使他擺脫心中的痛苦與無奈。

 

                                

 

    阮籍生活在魏晉禪代之際,他經歷了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之變以及其後的司馬氏專權時期。司馬懿為太傅時,任阮籍為從事中郎。他去世後,阮籍又成為其子司馬師的大司馬從事中郎。魏帝曹髦即位後,他又任散騎常侍。《晉書·阮籍傳》有一句話對我們理解阮籍的一生有重要啟示意義:「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從「有濟世志」轉而「不與世事」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與之相伴隨的就是「酣飲為常」。他之所以嗜酒,主要原因是他對現實政治感到失望,並對其現實處境感到憂慮。他想以此在這特定時期自我保全——這是一種特殊的「得全於酒」。可以認為,經常酣醉表明了他對現實一種拒絕的態度,而沉湎於酒中有助於使他擺脫或減輕現實的困擾。

常飲酒、醉酒是阮籍「隱於朝中」的表現,而他好酒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鐘會多次「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但他都以酣醉而應付過去。這其實可說是一種簡便易行的應對之策。

在魏國的正始時期,大將軍曹爽曾好縱酒沉醉[4],這是他失去政治目標的表現之一。至於阮籍,儘管他非當政者,但好飲也是他失去政治抱負的表現之一。他或許認為他的悲劇主要在於他處在一個悲劇性的時代。他所說的「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5]折射出他對所處時代及其中的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否定與批判意識。

嗜酒者在酒醒後厭世之心往往會更為強烈。阮籍有時也是這樣,他對現實政治等的厭惡是他嗜酒的主要原因,而嗜酒又會加深這種厭惡。一般認為,嗜酒者缺乏進取心,而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就沒有進取心,這是因為他內心深處對司馬氏專權不認同。

阮籍還可以用醉酒來拒絕他人本來很難拒絕的要求。司馬昭曾為其子司馬炎向阮籍之女求婚。阮籍連醉六十日,司馬昭始終找不到提親的機會,最終放棄了。他的拒絕是如此的堅定,如果司馬氏一直不願改變主意,他或許寧願醉死於酒中也不會同意。

醉酒不僅是他的拒絕方式,還是他的抗議手段。這裡尤其要強調的是他借醉酒表達對禮教的抗議。阮籍是不遵守禮教的,他說過「禮豈為我設邪!」《晉書·阮籍傳》記載:「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司隸校尉何曾有次對司馬昭說:「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對此司馬昭的回答是:「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6]阮籍畢竟不同于諸葛誕等人,他從沒有公開反對過司馬氏專政,而司馬昭也表現出對阮籍嗜酒以及不遵禮法的容忍。

從司馬昭的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阮籍是「羸病」的。不少嗜酒者都是瘦弱且有病的,阮籍也是如此,但這不能改變他的嗜酒。相反,醉酒或可以使他一時間忘掉自己的「羸病」。

 

                               

 

    阮籍不可能持續沉醉,他也必然會有酒醒(或近乎酒醒)的時候。在這時,謹慎的他常表現出與現實妥協的態度。《世說新語·文學》中記載:魏朝封司馬昭為公爵,「備禮九錫」,司馬昭作出「固讓不受」的姿態。於是公卿將校要到其府中敦促勸說。司空鄭沖派人到阮籍處求「勸進」之文。阮籍當時在袁准家,「宿醉扶起,書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7]。而他所作居然被當時的人視為「神筆」。

阮籍是真正的孤獨者。他的嗜酒是孤獨者的嗜酒,他的孤獨是嗜酒者的孤獨。嗜酒有時會使他更強烈地感受到孤獨。除了孤獨感外,嗜酒者還會伴隨有失落感、失望感,以及缺乏安全感等。在那樣一個獨立之名士難以保全的時代,缺乏安全感也是可以理解的。

     阮籍作為嗜酒者,除了孤獨外,還有傲慢的一面。《抱樸子·外篇·刺驕》中有:「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8]。阮籍確實有「傲俗自放」的一面,這一面在他清醒的時候會以某種方式表現出來,在他酒醉的時候則以另外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他的嗜酒酣飲,可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不過於關注他的傲慢。從另一角度看,他的嗜酒也可視為「傲俗自放」的表現之一。

    《世說新語·簡傲》中有:「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9]。阮籍無功名利祿心,對司馬昭在內心深處也缺乏敬畏感。他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傲慢,甚至可說是無畏的傲慢。[10]

阮籍的傲慢不僅是針對權勢顯赫者的,還是針對禮俗之士的。阮籍母親去世後,他對弔喪的客人能為「青白眼」:見到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比如在嵇喜來弔喪時,他就作「白眼」,嵇喜不高興而去。嵇喜之弟嵇康聽說後,帶著酒與琴來拜訪,阮籍大悅,於是露出「青眼」。這樣當時的禮法之士對阮籍「疾之若讎」。然而阮籍怎麼會在乎他們究竟對他如何呢?

阮籍的朋友也應是「酒友」,而且不會是禮法之士。嵇康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位。他後來為司馬氏所殺,史載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在今日存世的《阮籍集》中,我們找不到阮籍寫的直接悼念嵇康的文字——看來他與「竹林七賢」中寫《思舊賦》的向秀還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對嵇康的死,他肯定不會無動於衷。或許他又將他自己的悲涼淹沒於酒中。他的《詠懷詩》第三十四首中有:「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11]。他喝酒時能不忘「故時人」(詩中「故時人」未必是指嵇康),儘管不能說出來。

    魏晉時期也有名士(比如何晏)服藥也就是服五石散。阮籍服五石散否?史書未有記載,應該是不服吧。魯迅認為:阮籍、嵇康二人脾氣都很大,但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而嵇康脾氣始終很壞。二人的差別體現了吃藥與吃酒之間的差別: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12]。阮籍固然傲慢,但酒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他的鋒芒。醉酒可以使他「同其塵」。

    阮籍有時也會無醉意地嗜酒,而其他人有時則會不嗜酒地「沉醉」。這可以說是「世人皆醉我獨醒,世人皆醒我獨醉」——世人似醒而實醉,故雖似醒而無痛苦;「我」似醉而實醒,故雖似醉而仍痛苦。「我」以酒醉而不顧世人「非酒之醉」——這就是阮籍精神世界的重要寫照之一。



注釋:

 

[1]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636

[2] 房玄齡等,《晉書》卷四九《劉伶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頁1376

[3]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1032

[4] 陳壽,《三國志》卷二八《鐘會傳》注引「其母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2,頁786

[5] 房玄齡等,《晉書》卷四九《阮籍傳》,頁1361

[6] 房玄齡等,《晉書》卷三三《何曾傳》,頁995-996

[7] 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35

[8] 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9

[9] 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410

[10] 這裡他將酣飲與嘯歌結合起來,酣飲是因有不平,嘯歌也是因有不平。

[11] 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314

[12] 參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53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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