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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天樞以爭剝復 ──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余健文(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教授、天安門民主大學學術委員及教員)

 

 

摘要

由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所撰「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多年來被廣泛徵引,代表了一代學人以摯深的憂患意識,對中國文化及政治作徹底之反思;故其涵蓋面極廣,今日再三讀之,更顯其超越時間的文化精神意義。讀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國文化認同與民主建國等問題以深思之,定能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進而由之啟發出高遠廣大的理想。

關鍵詞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新儒家 中國文化 民主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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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由唐君毅先生起草,經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反復修正,後以四人名義聯署發表於一九五八年。其緣起見原編者按語中。多年來,此文被廣泛徵引,學術界通稱之為「當代新儒家」宣言。此文代表了一代學人以摯深的憂患意識,對中國文化及政治作徹底之反思。故其涵蓋面極廣:由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基本應有之態度、中國文化之特性、中西哲學之異同、中國文化之倫理與宗教及心性之學之意義、如何從中國文化中開出民主與科學、由近世中國政治的現實中尋求建立民主制度之途、及世界文化相互學習融通之途。充份表現了四位大師一生之志業與學術成果。今日再三讀之,更顯其超越時間的文化精神意義。讀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國文化認同與民主建國等問題以深思之,定能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進而由之啟發出高遠廣大的理想。

  明末以來,中國的學術文化一直處於一種萎縮的狀態中,清末西方文化挾其物質文明之強勢入侵,使此本來已現衰頹之象的文化,全面解體。生於斯世,有良知的知識人多能注意中國文化的問題,有「要改造中國的現實,必須從文化入手」之共同認識。但建設更新文化之途則人見人殊。有人主張以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為本、有人提倡全盤西化,然而,數十年來,中國的政局混亂,戰禍不斷,知識人只能用心於現實的政治中,或在社會文化的表層上,作一些通俗文化的改變,一直未能從根本上作深徹的省察。文化的建設只是斷斷續續,在紛爭中遲緩不進。四九年大陸變色,從此十億炎黃子孫生活在專制高壓的統治下,不再有自由之思想,神州大地萬馬齊喑,學術文化被拴於馬列毛之下,全歸於虛無。

  大陸之淪於共黨,對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而言,是千年未有的大災難,五十年代一群流亡港台的學人,遭遇此空前之大變局。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心境情調下,撫今追昔,從根本上反復用心。」對中國及其文化之淪亡作深切的反省。但他們並沒有悲觀的情緒、更不輕言放棄,他們認為「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為只有憂患,可以把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以產生一超越涵蓋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面與裡面,來路與去路。」於是他們發大悲願,以重建中華文化、建設民主共和為終身之志。其心境與志業只有明末顧、黃、王等大儒可比。今日的知識份子要真切認識了解此一心願,已復不易得。

  五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在大陸只能講馬列毛,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仍是胡適西化自由主義派的天下。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則以教會為主導,中國文化更備受輕邈。在此艱難孤獨的環境中,這群懷抱共同志向的學者在海外獨樹一幟,以中華文化之傳承為使命,學術界稱他們為「當代新儒家」。「新儒家」之所以為新,並非只是時間上的新,而是在於他們能相應時代的課題,對儒家文化作一深徹的反省,使中國文化有更高更深的發展,令中華民族的客觀精神生命得到充份的表現。「新儒家」學者們首先直下「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亦懇求研究中國文化者以此為心。他們指出「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視之為人類之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則我們首當注目而加以承認的,當是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有正面價值的方面。」故他們用心於正面的發揚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想與其正面的價值,以釐清五四以來一般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企圖扭轉人們由誤解而生的對中國文化的否定與厭惡之情。

  「新儒家」學者們肯定中國文化,但他們決非「國粹主義」者,以為東方文化必優於西方,以為西方之文明,中國亦「古已有之」。反之,他們從不諱言中國文化從宋明以來只偏重於道德心性,以至於發展至近代弊端盡顯。在他們早期論著中,很多是批判中國文化之不足處的。如牟宗三先生「認識心之批判」,就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知性主體之不立,「政道與治道」則批評傳統儒家只有直線之思維,未能曲節的由內聖開外王,至使中國傳統政治有治道而無政道等。對於西方文化之優點,他們多採取欣賞與肯定的態度,更進而將西方現代文明之本源,與中國文化一一相對照,由之而凸顯出中西文化之相異處。如牟宗三先生言,中國文化精神為「綜和盡理」與「綜和盡氣」,而獨缺西方之「分解盡理」之精神,表現於歷史政治上,則中國是「理性的運用表現」,而西方是「理性的架構表現」。然而,「人間需要通過一些架構而實現價值。」故中國文化之建設必有取法於西方文化之特性以充實之,而後方能見其充實之美。

  讀過「新儒家」宣言或對「新儒家」學者們略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他們非一般人誤解的無條件擁護傳統,而排拒西方文化者,他們反對的是「五四」以來一種激進的事事求新,盲目反中國文化的風潮。如唐君毅先生言,「我們大家都忘了由有所守以求進步,而以保守與進步為相對相反之名,進步為美名,保守為惡名……由此認識之膚淺與差誤,再以變異即進步,遂非至傾水棄兒,偏於共產黨之以進步份子之美名,使天下人陷於中風狂走而不止。」他們是從歷史中以同情了解之心情,見中國文化之不足處,乃在於只重道德主體的建立,而忽略了知性的獨立發展,故中華民族至今未能充分實踐其理想與表現多元的價值。他們從中國文化內在之要求出發,接受吸收西方之長,以改造更新中國文化。其目的正是要將民主人權與科學理性等普世之價值,吸納於中國文化之根本處,擴大貞定吾民族未來之理想,重建中華民族生命之常道。

  五四以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對於中國文化的種種弊端,亦有能以理性的態度作合理的批判者,但更多的卻是本著一種情緒的反應,全面反對中國文化,將中國文化等同於「吸鴉片、纒小足」、一無是處,覺得西方文化處處優於中國,鼓吹「打倒孔家店」,以為中國人應絕棄自己所有而全盤西化,美其名曰「破舊立新」。然而他們見到的只是今日西方科技文明與民主政治的成果,而絕少能用心於西方之所以有今日之成就的歷史傳統。他們這種推倒一切的激進情緒,推至其邏輯的結論,必然是一種物量化的純否定,此即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最終反而間接的幫助了中共專制政權的建立。多年的高壓專制,使此等自由主義者有所省悟。本於知識人之良知,他們對專制政權作出強力的批判,並反思其根源與本質。但他們的這種「反思」,往往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對中共的批判,最後又歸結到「中國文化之專制傳統」上。不過他們口稱的「專制傳統」其實並非源自中國文化,而是他們自己對文化的無知,以至將馬列主義之專制本質誤作中國文化之正宗,於是其所謂之反省批判又回到八十年前「五四」時代的原點,說是「重新啟蒙」,其實是在一個圓圈中循還往返,對文化則一無建樹。

  相反,「新儒家」學者們面對自己文化之不足處,採取的是一種理性的態度,他們以同情之心正面地去了解認識到中國文化之內部要求,籍此吸收西方文化之精粹,真正開出中西文化會通之正道。這才是一種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真誠負責的態度。就一事一物或針對某一種現象作些言辭激烈的批評,又或以犬儒的機智,賣弄小聰明作巧言的譏諷,人人可以為之,卻於事無補。要能就文化現象,作出正面的理解,以改正弊端,進而能夠有所建立,則非至仁大義者,不能為也。「新儒家」學者們雖未能完成此偉業(文化之建設非上百年的努力,不能有成),但他們的確為後來者開創了一條大道。唐君毅先生以其仁者悲憫之情懷,積極闡揚儒家傳統的人文精神,喚起人們的文化意識,道德理性。著述以外,他更與錢穆等先生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在大陸一片摧毀中國文化之嘶殺聲中,於海外艱苦的環境下傳承並發展了中國文化之正宗,為中華文化保留一點血脈,此可謂「盛德大業」也。牟宗三先生表現的是一個大智者的氣質,他在哲學上成果豐碩。他首先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中以誠意正心的內聖之道不能直通至治國平天下之外王大業,認為以內聖之學為本以開出現代文明──民主政治與科學理性──必須以「曲通」的方式,由良知之「自我坎陷」,樹立知性主體而後可成就之。他早年的「新外王」三書正是本著其歷史悲情,重建中國文化的道統,並由此開出中國文化之政統與學統。他更以哲學家的識見,重新將魏晉至宋明之中國哲學作詳盡的疏理,正本清源,中國文化之統緒,得以大明於世。最終他以儒家心性之學為本,會通西方康德以來理性主義之大宗,建立了他「道德的形上學」哲學體系,以「智的直覺」達至福德一致的「圓善」之境。如果說唐、牟的學術以哲學思考與建構為主,徐復觀先生的學術方向則重於中國思想史的考證論述,對中國思想史作現代的疏釋。他更以其特殊的實際政治與軍旅生活經驗,以雄健的文風,通過大量的時政雜文,發揚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貞定了民主自由的意識。他發表於報張雜誌的雜文達七百篇,對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港臺的社會與文化界影響極深。

  很多人一直以來有一種印象,以為「新儒家」就是「新權威主義者」,是反西方、反自由人權的「保守主義者」。中國文化與「新儒家」之所以給人此等負面形象,一方面是由於現代的知識人毫無價值意識,以功利之心看文化,以為文化只是現實政治的工具,他們「忘了人類之歷史文化,不同於客觀外在的自然物」,「對一切人間的事物,若是根本沒有同情與敬意,即根本無真實的了解。」對於自己的傳統,他們沒有基本的同情與敬意,故亦不能有真實的理解。另一方面則不能不歸罪於中共「文化黨官」在介紹「新儒家」時束意的扭曲。就此宣言而言,大陸出版的「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文化意識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收錄此文時,對「敏感」字句任意刪節達十處之多,其中第十節「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竟全節近四千字被砍掉。此等不作說明的刪節在引介新儒家的書本上,屢見不鮮。

  今日中國大陸上馬列主義之幽靈仍在徘徊,但其思想之囚籠已慢慢開始解體,重讀「新儒家」宣言更有特殊的時代意義。由此我們重新認識「新儒家」的志業與理想,正是以平正理性之心,以中國文化為主體,通過中西文化傳統的批判比較來吸收西方文化之優良處,並在現實政治上肯定民主人權之普世價值,以期中華民族更能客觀化其精神生命。「握天樞以爭剝復」,中華民族與其文化剝之將盡而至於一陽來復之機,正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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