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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導讀


趙善軒(明愛專上學院通識及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管子》約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於管仲之手,而是後人集體編輯而成。部分內容是後人託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節與管仲其人也沒有直接關係。《管子》一書的部分篇章,是戰國晚期齊國稷下學者的作品,與管仲其人的思想並非完全一致,書中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屬於道家取向,並且主張道法結合,由老莊的理想主義走入現實社會,對後來的黃老思想有深遠影響。

  《管子》是先秦諸子的思想集成,是眾多學者共同書寫的百科全書,涉及治國、經濟、軍事、社會、哲學、人口、農業等領域,觸及法、儒、道、農、兵、陰陽諸子學說。

  在倫理學方面,許多人以為管仲既是現實主義者,故此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事實上,《管子》絕非只講利益,而是認為道德要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進一步實現出來。《管子》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

  在經濟思想方面,《管子》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干涉,此方面可見於《管子》之四民不得雜處說。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影響,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其實《管子》是這方面的首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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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對道德價值的追求日趨淡漠,一些家長生兒育女時就已考慮子女他日的回報,某些父母從小就栽培女兒嫁入豪門,許多學生選科以前途作考慮而忽略個人志趣。套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術語,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慮,即以事件能帶來利益多寡為衡量標準。反之,傳統文化被視為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原因是我們從小所接觸的傳統文化乃以正統儒家為主,孔子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靈公》);孟子堅持生與義有矛盾時,「捨生而取義」(《孟子.告子上》)。這種傾向的傳統價值理性思維,在當下社會重視追求利益的風氣下顯得格格不入。

  傳統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視為根本的考慮,這近於工具理性主義,惟法家進一步認為只要能達到目的,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為了國家穩定,可以打壓少數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書》說:「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威權管治乃基於人民愚昧之設,古今如一,幾乎沒有一個高教育水平的國家,專政機器能夠長期運作。專政者假設百姓無知,故須由「賢人」領導,稱呼上級為領導人,就是設定了人民需要被領導,而無權參與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當低落。《管子》一書載有「賢人」一詞共廿十三次,並屢次提到賢人管治的好處,「賢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蘊,其另一稱呼是「臣屬文化」,即人民樂於臣服於威權者之下,中國千年來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對這一理論的建構有.不可或缺的貢獻。

  近年來,知識界、文藝界仍然不乏人為這種思想重新造勢,試圖製造威權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過強大的宣傳機器,漸漸成了一種主流聲音。文學、影視作品為這樣的歷史人物塑造偉大的歷史形象,秦始皇、漢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車行》堛滬t面人物,而成了一代偉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兇殘成性的歷史形象,成了用心良苦的國家領導人,為了社會利益而不計較個人名聲。至於擇善固執又講價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視為不識大體、阻礙社會發展,例如竟有電視劇把岳飛、文天祥說成妨礙民族融合的障礙。這些人往往重視效果,卻輕視手段,譬如不問子女考試的方法,只關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績;認為工作性質不重要,能養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員如何得居大位,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顯。這就是大講「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後遺症,一味發展經濟,而忽略了人文關懷才是人類的核心價值,慢慢地由「向前看」變成「向錢看」,從「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

 

一、主要思想內容

(一)義利之辨

  歷史學家趙靖指出,先秦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認可求利是人類之本性。1

  《管子.侈靡篇》更明確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張,即富人大量消費以造就貧民、工匠、女工的就業機會,有衣食可得。2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子討論的重點是討論「義利」之關係,屬於倫理學層面的闡述。《史記.管晏列傳》亦有相類的記述:「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其實,《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義利觀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彈性,它不像儒家般視道德價值凌駕於生命之上,動輒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餓死於首陽山」,而是試圖把傾向價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類近於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邏輯謬誤,有意建構成兩者並重的思考系統。

  許多人以為管仲既是現實主義者,故此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事實上,《管子》絕非只講利益,而是認為道德要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進一步實現出來。當代哲學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義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物理層、生物邏輯層、生活文化層和價值層。人類需要拾級而上,充實基本需要後升華至道德理想的層次,人生才活得有意義。《管子.牧民篇》也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為「義利觀」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實質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張先現實後理想,如此不但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滿足生活文化層後,必須發展道德倫理一層,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觀,有別於儒家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實,這種思想正是現代人的明燈,人們既渴望生活安穩,又想為社會出一份力,他們既不喜空談理想,認為過高的目標猶如空中樓閣,但又希望在道德實踐上有一番作為,衣食足而知榮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標。順帶一提,法國大革命時西方哲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說法,世稱「孟德斯鳩命題」,認為當經濟發展起來,擺脫野蠻階段,人們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滿足。3

  一言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在道德淪喪,幾乎無所不假的社會堙A在路見不平拔足而走的當代社會,較容易引起向來不關注道德的人們的反思,提升現代人的德性。

 

(二)經濟思想

  《管子》一書所提出的治國思想最為可觀,歷代學人多有引用,尤其體現在經濟方面。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兩大路徑,一是自由放任主義,以黃老思想為代表,司馬遷的「善者因之」4為佼佼者;二是干預主義,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濫觴。趙靖指出,《管子》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干涉,此方面可見於《管子》之四民不得雜處說。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影響,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其實《管子》是這方面的首倡者。對此,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士何事」條對此亦有所分析,其謂: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群萃而州之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

  《國語.齊語》亦記載了管仲與桓公的對話:「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言哤,其事易。」

  《管子》一書與此條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書都反對四民雜處,此乃出於政府管治的考慮,其認為易於控制各階層,以及堵塞社會流動,實大大有利於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而國家穩定是其學說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徑是以司馬遷為首的自由主義,其主張「善者因之」,認為市場放任是最好的辦法,反對政府直接干預,此與《管子》提出的輕重理論大相徑庭,輕重論提倡由政府設置機構,監管市場經濟。數十年來,中國奉行干預主義,造成了極嚴重的社會問題;西方諸國大講「新自由主義」,最後令各國債臺高築,引發經濟危機。可見物極必反、過猶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漢初年行黃老之術,然漢興七十餘年後因放任不管,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貧富懸殊,民不聊生。漢武帝時積極改革,卻因與民爭利而令人民生活無依,此即歷史發展的規律。觀乎歷史,當人心思變以後,又會人心思安,在自由主義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轉向社會主義;反之,社會主義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義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來,就是不斷遊走在左派與右派之間,政權不斷更替,政局長期不穩,就是不明白中國哲學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書

  眾所周知,《管子》約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於管仲之手,而是後人集體編輯而成。部分內容是後人託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節與管仲其人也沒有直接關係。據陳鼓應的研究,《管子》一書的部分篇章,是戰國晚期齊國稷下學者的作品,與管仲其人的思想並非完全一致,書中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屬於道家取向,並且主張道法結合,由老莊的理想主義走入現實社會,對後來的黃老思想有深遠影響。6

  由此觀之,《管子》是先秦諸子的思想集成,是眾多學者共同書寫的百科全書,涉及治國、經濟、軍事、社會、哲學、人口、農業等領域,觸及法、儒、道、農、兵、陰陽諸子學說。

  據現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書最早被《韓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記》也有詳細記載,此書可能是司馬遷的手邊讀物。到了晉代,學者傅玄對《管子》的作者提出異議,他說:「管仲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為,輕重諸篇尤鄙俗。」傅玄對託名篇章的評價不高,認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曰此傳大略》云:「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葉適《水心集》說:「《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四庫全書總目》說:「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當代學者一般認為,書中出現戰國或後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內容非春秋時代的作品,此已成學界共識。7

  其實,不獨此書,近年出土大量戰國至漢代的竹書、帛書,內容文字與今本流行的大有不同,因我們所讀之版本,多為漢代的改版,多非春秋戰國的原著,故一些學人認為出土文獻使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有改寫的必要。

  今本《管子》與大部分先秦諸子一樣,乃經漢代學者劉向編輯而成。《管子》共八十六篇,今本十篇已佚。全書十六萬餘字:《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漢書.藝文志》將其作為道家一類,而《隋書.經籍志》則將其改列法家一類。其實,這部書包羅萬有,從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看法,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堣ㄧT要問,何以後世學者要冒管仲之名而作書呢?主要是因管仲平生乃是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功業對春秋時代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世人對他高山仰止,故不少學者都藉管仲之名來發揮,希望建立一套實用主義與道德價值俱備的學說。孔子曾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可見就連孔子也肯定了管仲對抗夷狄、使華夏免受夷狄侵害的偉大功績。《論語》中記載了孔子對管仲的人格批評,但孔子也客觀地指出:「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認同管仲尊王有功,對於維護周室統治權威有.不可磨滅的作用。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認為世人只讚美鮑叔能識別人才,卻少有人認識到管仲的才能。他還說:「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司馬遷反駁了孔子對管仲的批評,認為他即使有過,也是功大於過。由此可見,對管仲持肯定態度者,乃基於其功業成就,欲以實際作用掩蓋其行事動機,這與西方哲學中的「義務論」凡事以動機作判斷很不同,儒家思想往往以動機作判斷,故近於「義務論」一類。近百年來,「義務論」被人們視為難以實行的一套,反之「功利論」大行其道,人人計算如何將利益最大化,討論社會政策時,目的正義性不再是立論之首要考慮,而成效反是必要條件,這種思維在《管子》一書大量存在。然此書卻非近於個人功利主義,而是以社會利益為終極追求,這比起現代人講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狀況,又是高一層次。

  三國時代的諸葛亮也常自比管仲,諸葛亮也是另一現實主義的代表者,史家多將其置於法家人物之中。他為求達到目的,不計較手段,對付李嚴等蜀國本土派毫不手軟,諸葛亮對管仲的推崇,足見其歷史影響。管仲不像大多數諸子般屬文弱書生,而是戰功顯赫的齊國相國,桓公以仲父尊稱他,他也是經世治國的典範,故後世學者藉他的大名來著書立說,實能大大提升作品的說服力。這是古人與今人之別,古人喜託他人之名著書,今人卻有人把別人的作品強冠自己的名字,可見古代著者志在闡述己見,非為沽名釣譽而寫作。

 

三、管仲其人

  管仲(前七二五 —前六四五),名夷吾,字仲,謚號「敬」,史稱管子,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其祖先是姬姓的後代,與周王室同宗,其父為齊國的大夫,後來家道中衰,至管仲時已很貧困。管仲年輕時曾經商,又曾輔佐齊國公子糾(齊桓公之兄),幾經周折,由鮑叔牙舉薦,得以輔佐齊桓公,封為上卿,最終幫齊桓公建立霸業,被尊為「仲父」,有「春秋第一相」之譽。管仲處身列國並峙、征戰不休的春秋時代,憑.濟世匡時的理想和經天緯地的才能,他從實際出發,重視發展經濟,反對空談,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使齊國慢慢強大起來。對於管仲的功業,《史記.貨殖列傳》有詳細的記述: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齊國自太公望(姜子牙)立國以來,一直興盛不絕,直至平王東遷後中衰,而令齊國重振雄風的人,不是家學淵源、累世公卿的士大夫,而正是管仲。《史記.管晏列傳》對管仲的成就也作了詳細的說明: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

  職是此故,管仲為相期間致力振興齊國經濟,利用商業的路徑,使得商貨流通不絕。他又對齊國的財政制度進行改革,設立監管機構,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對社會作嚴密監督。如此一來,在勵精圖治下,使國家興旺起來,為齊桓公奠定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轉引了管仲的自白: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這段話反映了三點:首先,管仲不屬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類人物,而是現實主義者,因家中有老母照顧而在戰場上退卻,他顯然不是情操高尚的典型人物。其次,管仲也非不事二主的忠臣,他不計較個人名聲,只在乎是否能實現他的治國宏圖,心中只有天下,國家倒是其次。再次,管仲年輕時曾經與好友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可見其與太公望一樣,又是一個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且在他為相期間,致力發展齊國的經濟,最終使齊國稱霸於春秋。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大多出身士人世家,或是身家清白的書生,鮮有像管仲有商賈的背景,再憑藉自身的努力而達致社會上流,與他背景相似的有呂不韋(約前二九. —前二三五)。如此看來,管仲被列為法家人物,實在是基於他的實質功績,因其名聲之大,影響之巨,而奠定了《管子》一書的學術地位。然而,與管仲背景相似,地位相近,影響力相當的呂不韋,不入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管仲與太公望等人卻一同入選,這是因為他們功業顯著而尚有益於人民,非只為個人私利而治國。司馬遷乃繼承了「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的傳統,藉史書來品評人物,對管仲其人作了崇高的致敬,同傳的其他人物,也多才德兼備,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故古時富貴是兩回事,富者未必貴,貴者須得社會各界肯定。今天,有些暴發戶、官二代、富二代橫行霸道,目中無人,富而不貴,究其原因,就是不懂義利俱重的道理,這大概是沒受過傳統中國文化洗禮所致。

  管仲治齊國的經歷,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又說: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史記》多次引用「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一語,反映了歷史學家司馬遷與《管子》的作者一樣,認為政府應當先讓老百姓享受物質文明的成果,進而追求精神文明的發展,最後得以「利民」。8這可說是現實主義與道德價值結合的一大嘗試,當為過分追求利益而忽略道德的今人所注意。

  《史記》中尚有不少對管仲的溢美之詞,《史記.管晏列傳》中說: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司馬遷認為管仲是「世所謂賢臣」,這一點是對他的功業作出肯定,尤其是管仲對齊國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他又在《史記.平準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其實,歷史上真正的盛世,經濟發達,物阜民豐是必要的條件。然而,管仲治下的齊國不但國力強大,更重要是以國力優勢來維護國際秩序與社會正義,帶領盟國維護周室的統治地位,又不與喪德敗行之國為伍,也絕不欺壓無辜者而換來國家穩定,這樣的盛世才能令人心悅誠服。反之,一味以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自詡的君主,如漢武帝、唐玄宗、清高宗等,免不了會遭史家批判。借古鑒今,本是賢明者應當效法。反之,一再重複歷史的教訓,受苦的永遠是平民百姓。

 

四、歷代研究

  《管子》研究方面,自唐代尹知章注《管子》至今,至少有四十多種注本,其中尤以石一參的《管子今詮》(上、下),許維遹、聞一多、郭沫若的《管子集校》,馬非白的《管子輕重篇新詮》影響最深。「安徽省管子研究會」集合了數十位專家,多年來累計發表論文數百篇,數量甚豐。《管子》的哲學研究,臺灣學者陳鼓應及其學生有專書及博士論文討論。至於經濟思想研究,香港學者宋.五有開拓性的貢獻,大陸學者趙靖、石世琦等人的研究成果備受學界肯定。

總之,《管子》一書內容博雜,以治國及經濟思想尤為重要,故本書選材以此類為主,選取可讀性高且具現代意義的篇章,加以注釋、翻譯和評點,供讀者參考。譯注以李山所注版本為底本,並作了過百筆修改。書中若仍有疏漏及錯謬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註釋:

1.      趙靖等:《中國經濟思想通史.卷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二年),第六OO頁。

2.      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五.頁。張固也:《管子研究》(山東:齊魯書社,二..六年),第二五一頁。

3.      白鷺:《貨殖列傳經濟學》(臺灣:海鴿出版,二..九年),第三十至三十一頁。

4.      《史記.貨殖列傳》:「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5.      《漢書.貨殖傳》:「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

6.      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商務印書館,二OO九年),第三至二十七頁;參見陳佩君:《先秦道家的心術與主術──以〈老子〉、〈莊子〉、〈管子〉四篇為核心》,第二四五頁。

7.      張固也:《管子研究》(山東:齊魯書社,二OO六年),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頁。

8.      周俊敏:《管子經濟思想倫理研究》,(湖南:嶽麓書社,二..三年),第八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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