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德至傅柯:

作者餘下甚麼?

Gilbert Larochelle 著
Univeriste du Quebec a Chicoutimi

葉達良 (德國 Wuppertal 大學哲學博士生) 譯

 

綜 述

  今日之智性產業 (intellectual property) 概念模塑於十八世紀。現代主體哲學(康德 (Kant) 菲希特 (Fichte) 尤然)視主體具作者 (author) (author) (author) (author) 身份,視作品為貨品,而安插其於商業交易網絡,遂為此概念之奠基原理。現代以降,法理個體主義 (juridical individualism) 藉著投設書本與作者本人之聯合實質結連 (consubstantial link),在知識傳播上建起作者權利之法理規範系統 (legal and normative system)。然而今日智性產業觀念之原理已從根上動搖,甚至現代性本身之指導準則亦然;主體作品一刀兩斷,後結構主義尤持此論。有鑒於此,本文嘗試解答此問題:作品根源無法指認,表象與指涉、印本 (copy) 與原本不能分辨,剽竊仍能存在否?康德菲希特曾論書本本性,傅柯 (Foucault) 則非難作者份位 (authorship),並由此而非難主體之威權 (authority)。本文首先比較康菲二氏之論旨與傅氏之辯難,進圖標舉一文本責任之概念,離棄康德式存有論視角,重置主體進其作品之環境,導向剽竊之實用主義認識。

  今日傳播資訊新科技異常複雜,實有必要全盤檢討知識生產與傳遞之通行規則。圍繞智性作品之規約機制大部份創設於十八世紀末,在其施行之脈絡中,智性遺產之經營僅限於書籍銷售之機制。雖然微型電子革命顯著改變了知識流佈之架構,然而現在使用之主要範疇卻形成於法國大革命前數十年。從狄德羅 (Diderot) 到伏爾泰 (Voltaire) ,從康德到菲希特,「啟蒙」世紀之創造機巧奠定了觀念散播上法理個體主義之基礎,由此而對形塑一組對中世紀為奇特之語彙作出貢獻。茲舉其縈縈大者,即可見一斑:書寫者 (writer) 成為創作者 (author) ,文本成為文書產業 (literary property) ,合約有一代辦名為出版社,出現一抽象公共空間謂曰讀者群 (readership) ,市場轉化書本為可供大量生產之印本,出現書店及其商業規則,建立稱作版權註冊 (registration of copyright) 之程序以為精神作品之註冊。

  衡之法律,思想流佈包含交易標準化及經濟普遍性之網絡。法理架構所設之規限解明作者、讀者、出版者各自之擁有。(根據康德,出版者之職責在於確保「以某人名義經營生意」1。)如此規劃若要行之盡效,必須客體化抽象智性質體 (entities) 。換言之,必須在法權上承認生產此等質體之位格 (person) 非僅為公民,而亦為特殊威權身份 (authority status, auctor) 之載體。此身份支配一筆符號資本,此資本獨屬此載體。觀念之法理保護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ideas)侵略 (invaded) 其市場法權之邏輯。智性作品控制代理之正規化含有界定贗品(盜版)之原則。十八世紀末葉,此減損法律效力之實踐增多,它增強對合約哲學之需求,以界定合法出版(作者授權)、贗品(盜版)、剽竊(他人產業之掠奪)之界限。

  如無現代性哲學,剽竊概念即不可解。分析此概念之當代意義涉及三條進路,它們卻反而強化此概念負面之基礎 (the base of its negativity)。首先,法律自誇規約所有交易活動,並限定合法邊界2;而法律倫理則體現於此自誇中。其次,因法律無法訂定一切,故提倡公共正直道德,以保護智性所有 (ownership) 3。最後,尊崇署名預設作者與作品之聯結、法律與存有論之聯姻;易言之,即預設生產者(一切合法者之源頭)與產品(生產者身份之矢量 (vector))為一。對現代性基礎之詰問喚起對剽竊之反思,後結構主義陳明主體與作品之徹底分離,反思即始於主體與作品之概念。

  後現代論述重整作者概念,把所有寫作類型(尤其文本)隸歸某人遂顯含糊。主體死亡之論旨直接標誌署名形上學之終結。如何規定論述起源及論述所有,仍然未獲解答,亦從未如此隱晦。此組反思之核心課題包括:表象與指涉、印本與原本、複印者與創作者不能分辨,剽竊仍能存在否?全部現代性基礎皆遭厭棄,剽竊又能意謂什麼?欲解答此等問題,必須瞭解傅柯如何分析批判康德菲希特之論說。

 

(一) 康德與菲希特:版權概念之現代基礎

  哲學曾把規範性之概念架構交付予法律與經濟,此架構規約作者應該為何及書寫實踐具何屬性。作者與公眾之關係建制化於兩世紀前,而哲學交付之遺產仍然賴此建制。很明顯,生產書籍、傳播書籍、購用書籍三者各自之許可 (authority) 須予承認,以使其各自之權利起源能予認定,其存在模態能予界定。作者概念並非康德發明,但他強調作者依靠作品,遂現代化此概念。作品概念歧義,作者與所有 (ownership)、買者與擁有 (possession) 由之區分。康德認為書籍具兩重實在,各有份位。一方面,書籍為具有物質特徵之「物體」,可為持有人任意擺弄,它隨之參進不同市場運作與資本主義之合作經營。另一方面,書籍更涵蘊精神面相,呈顯作者之主體性(個體主義)與乎精神之交互主體分享4(普遍主義),不能化約為商業邏輯之強行 (imposition)

  一個並對論說 (paralogical) 結構構成了康德式圖式 (schema) 之基礎。此結構之發展把智性與功能二場域兩極化,此結構使得兩者不可共量。此程序等於在書籍之一致性中分離本體(智思物 (noumenon) )與現象(感觸物 (phenomenon))。就觀念言,作者與作品之聯合實質結連完滿團結兩者,縱非造就了責任,至少亦造就了相互性 (reciprocity),使得兩者互相反映。對於康德,作者縱然與人分享文本,但無人能拆解作者作品之結連。就此課題,康德斬釘截鐵道:「作者對其觀念之擁有......,縱經重覆生產,他仍保留之。」5在此視角,出版者僅代表作品中此等成份之權利,卻不能襲取之,蓋其對觀念之起源永為異者,無從承擔觀念之優劣也。此見解把論述之終極原因性置放於主體對其論述之依持中,並於其中建立判準,以判別書籍本質內之位格權利 (personal right) 。康德式原則「以某人名義經營生意」,編輯委託之最佳範例也;對指涉人們之內在性與性質而言,此原則於茲發見其存在理由。

  就觀念之物質主義而言,於並對論說之另一面,實在權利 (real right) 提供印本持有人合法性。結連於此現象,實在權利僅僅覆蓋可從書籍拆離者,易言之,可買賣者。可見康德義之作品可分解為主體性及「寫下之思想」。前者不能客體化,後者則由具體之支援而得以開放,其交易亦由此得以促進。康德寫出一條澄清公式:「作者與印本之所有者均可以同一權利就同一書籍說:此乃吾書!但意義不一。前者視該書為書寫或論述;後者則僅視之為轉播此論述之靜默工具。」6從此一康德論斷可提取兩點觀察。首先,作者權利不受限制。其次,祇於具象體現下,作品自身始創生實在權利。此即意謂縱無經驗客體證示之,作品自身亦能抽象存在,架設作者權利之應用場域。書籍停止流通時之情況即若此。

  康德所論作者權利之法理規定顯得模棱兩可。它處於邏輯矛盾之空間,至少表面如此:始為並對論說,終於綜合。康德藉法律所融合者,他又憑哲學析分之。一方面,作者作品之定義旨在置放上述之存有論差異於產業概念使用之核心。何謂也?無他,人們不能參進他們所擁有者。易言之,人們只能擁有外於他們者7。此宣述「此乃吾物」連結兩非同一項,先驗地互不等同。另一方面,按其法理規定,智性產業涵蘊:作者作品之平行或其不可化約性可克服。據康德,當在作品中見到位格時(作為在現象中之本體),當作品成為作者內在性之示現時,此一潛能收斂 (potential convergence) 即會生起。其實,如此之綜合表象 (synthetic representation) 構成唯一一個法律認可之實踐規定個例。結果,其運作方式在於理解作品為位格如此 (person as such) 之映像。

  菲希特之論述(「比康德本人更康德式」8)對此信托作者作品不可分性原則之觀念主義給予回響。道德位格主義非但變強,它更與美感現象學結合。此美感現象學強調書籍之述說者特徵。菲希特之論述強化物質精神之階層隸屬,故亦激化它們之區分。此論述之論題首發為一問題,繼之以一論證。該問題為:為何買書?甚少因「炫耀璧畫及牆紙」。菲希特寫道:「人們買書時須知他們由此對其精神成份獲得權利。」9對於菲希特,書籍自始即為在其中開顯之「精神」。故當此精神從其源頭給切除,其溝通即成不可思議。藉著語詞之同一,智性產業保存其意義。再者,對於菲希特,出版權利與其指涉「他人名義之生意經營(康德)」,不如指涉受益權 (usufruct) 之賦予。此概念旨在將出版者權力限於書籍經濟面相之嚴格使用。因書籍之商業化給化約至所謂「借出語詞」之實踐,作者主權非但保持完整,且更絕對甚於從前。

  菲希特之論證在康德版本中之精神面相裡加插另一分部,從而推進了康德版本。其效果在於表述:書籍非僅為包含其內之思想,亦為張開其中之風格。菲希特始於此前題:「此精神面相仍須為分享之對象。」10精神面相原創性之矢量 (vector) 給減弱,然此等矢量卻豐富了語句,蓋其從中既抽取出思想,又抽取出思考方法也。與古典對修辭學之輕蔑相反,菲希特強調遣詞造句與語言之諸多機巧施設亦為主體性之一部份,由此兩者皆置於版權之應用場域。此論理之美感性格支持一不可異離之原則。菲希特寫道:「然而,因物理上不可能,故絕對無人能佔者,為思想之形格,為觀念與展露觀念之記號之結連。」11據此觀點,剽竊概念有雙重錨處,智性產業有兩個合法來源。以內容形式固置作品,個體性之記號倍增,長遠而言突顯了作品署名 (signature) 之重要。

  康德與菲希特前仆後繼,將書籍精神化,安放其根源於作者之成就。作為反彈,他們參與剽竊概念之認可。他們之問題乃一羅蒂 (Rorty) 意義之鏡子效應,旨在把實在等同於創造者。他們之解答受此團結 (solidarity) 之權利規約,而此團結無法拆解。他們建立之基礎與狄德羅、伏爾泰跟隨支持之古老特權系統矛盾。在此前康德圖式中,若作者主體性能在作品中完全給辨認,則其含有給取締之可能性:手稿移交出版者,作者權利盡遭剝奪。作品變得與其他貨品無異,其根源無從證明其無法異離之性格。與此相反,作者自由包括如此權利:作為位格 (person) 透過作品之物質性去給予

  二十世紀末葉,版權之哲學結構兩線受攻,康德菲希特式論述為人深疑。我們不廢除法理機制,不使鋪展二百年之規約無效,卻應該指出:圍繞主體概念之懷疑主義及新科技之突飛猛進顯示法律全面沉沒。一方面,經驗場域在在證明:溝通模式無遠弗屆,大大背離法理世界規約之容受度。另一方面,如謂結構主義偏愛限制主體以形構觀念,則後結構主義速化與激化此傾向,進而建議摧毀任何指涉功能。此顯然意謂:無人替作品回答(作者),亦無物讓作品回答(實在)。文本對作者之自主與語詞從事物之解放攜手並進。版權之解體意涵:當論述僅為無法指歸根源之多重干預空間時 (a multiple interference space of an inassignable origin) ,剽竊不能再存在。到底罷黜作者優越性之領袖傅柯有否表示智性產品之生父宣稱 (claim to paternity) 已然過去?

 

(二) 傅柯與作者批評:後現代主義之後果

  康德菲希特之合約式論述預設:諸簽署法人 (signatories) 經驗其作為自然佔有空間之同一性 (their identity as a natural appropriation space) ,從而能直截互相隸屬。與一己之結連給視為從始即然,無物能置疑之。此義理乃現代法理自然主義 (modern jusnaturalism) 之基礎,它偏好作為第一自然之轉移之權利概念。作品給視為作於自我之作功之表達 (the expression of a work on self),作品位格化了作者,給予作者一等價自身之質料形格。傅柯嘗試質疑此人道主義之經典原型,甚至試圖動搖其原理,徹底摧毀其架構。傅柯之質疑主要見於一篇在一九六九年呈交法國哲學協會之論文,此質疑導向深化此迷惑:「甚麼是作者?」該文護衛一無疑反對康德式基礎主義及精神位格主義之論證次序:能夠明見誰在文本中說話──此一假設不再為真。與之相反,書寫過程逃避負責個體之稱謂任命。無人能完全成為一思想之決定者或終極指稱者 (designator) 12。易言之,書寫建樹複雜非常,繁多而不可化約,由是歸究責任之裝腔作勢乃一形上學或意識形態作為,而非一經驗報告。簡言之,作品給離棄於其根源之不確定性。13

  「不在場乃論述之第一場景。」14此句貫串傅柯之靈感,標誌其進程,指導他對權威及由此對智性產業之批判。而十八世紀文化運動之文本亙宣述智性產業。據傅柯,署名特權 (signature privilege) 本性精確。如他於一歸屬練習 (attribution exercise) 指出,應用署名特權導至一種外於論述之保證,主要作用在於引起先驗 (a priori) 閱讀、生出選擇、固定界限、排除或化約、引發規律性、(如有需要)重造社會之所有歷史儀軋。

  欲明傅柯之意,試觀以下虛構例子。流通一個匿名文本,約略一個普及故事,具「很久以前,如此事件,如此人物,等等」此模式。順此假設,設想經研究後,作者給指認出來,真正署名之發現消除作品迄今為止之匿名性格。最後,構想莎士比亞為此文之真實作者,出人意表;或據另一劇本,某傢伙乃此文歸屬之主體,無人關注。在此情形,一組準則與正規化之整全機制開始運作。可以打賭,視乎作者為莎士比亞抑為神秘不知名者,縱無對另一融貫 (another coherence) 之探索,亦有對文本之另一閱讀。不管作者為誰,透過判定作者而賦予單一融貫,不同讀解得以奠基於作者位格上。傅柯宣述得精簡:「基督教文本細解曾欲以作者之神聖證明文本之價值。現代批評使用極近此義之圖式,在作品中『尋找』作者。」15

  此一想像處境喚起什麼?對重讀作品與其創生者之結連有何教益?在傅柯式批評中展示何結論?理解文本,主體並不重要。反之,主體摧毀文本潛藏之多值性:主體在存有論玄思域裡驅逐多值性,阻止論述自為事件。羅倫斯•奧歷維爾 (Lawrence Olivier) 綜述所有傅柯所辨識之毛病:「創作者為限制、為論述稀薄化之另一形式。」16觀察病情後,隨來滿列結構主義藥品之藥單:「文本並非其製造者之聲音,而是主體闕如之無名路徑、語言加於自身之作為。」17傅柯傾向強行致力解放,此致力乃認識的而非政治的,能回溯至批評(作者之賞識作品乃人工的)及認知層次(不可能發現根源)。不論作者身份為人所知與否,傅柯認為不能從此一知識抽引任何闡釋因素。顯而易見,此論理廢黜一種文學體裁:自傳(生命之敘述),又傷毀一門學科:心理學。此敗壞信譽之理由?對主體、對其易倒塌性、對其不一致性存在兩個闡釋觀點。

  堅持論述實踐,不推延至「作者權威 (author's authority) 」,所關涉者非說話者物理上之消失,而為他於論述中之效率之解構。18對於亞歷山大•尼哈馬斯 (Alexander Nehamas) ,此一立場意謂書寫者 (writer)創作者 (author) 截然析離。前者挑戰所有對文本之詮釋教誨,蓋在他眼中詮釋教誨外於文本;與之相反,後者誇大書寫行為,使他所造之產品成為他自己深沉意向或說話意願之始點19。據傅柯,作者問題在於:他自視為形式原因,然他僅為收件人,與讀者並無二致。文本工藝者與讀者界線模糊,兩者皆不能藉假裝窮盡意義而俘虜對方。遠異於對單獨性、對書寫者讀者群差異之浪漫理想,規定場域依待於無人能據為己有之複雜而整體之關係。既然如此,下理甚明:在後現代論述脈絡裡不再存在智性產業。傅柯若非此脈絡之護衛者,也許為其創作者。此固非他所願聽者也。

  剽竊與原創均為形上範疇,均不堪仔細檢查。原創信靠皇者加冕,皇者之宣述不能化約為他人之宣述,由此印證其所有人之宣稱。雖然以往作者致力於在悲劇及史詩寫作(書寫)中實現忠誠,但卻不獲任何優勢20。十九世紀之浪漫主義孤離作者,使他成為一「例外位格」,其活動具完美單獨性。與之對揚,難道剽竊作品非一缺乏單獨性之印本?難道剽竊者能非僅為他人聲音再傳達之權威 (authority)?能於公證印本 (certified copy) 中不再生產此聲音之構形 (configuration),不轉移此聲音之意義?後現代「作者」卻相信:脈絡不會相同;而僅當脈絡相同,文本摹印(譬如在實用敘述視角)方可完整。故此,因脈絡不斷改變,再產品永非公證印本;而剽竊祇能是與他人思想結連之理念類型。

  後現代主義縱然樣式繁多21,然而皆規限書寫於不休止重作之命運。意義不能給停止,亦不能給固置於定限表象。因任何重覆皆同時為語意內容之動作與再賦予,後現代主義隱含對剽竊之挑戰。此觀點哲學上相干,但法理上荒謬。它裝載了作為書寫基礎之「重覆思想 (repetition thought) 」。22此論證跟從此邏輯:因藉聲音之眾多性,而聲音在語言經驗中增多,任一能辨認或能溝通之作品皆穿越一記號網絡,以至無物不為交互主體性實踐之客體。23

  智性產業之觀念不僅行使關於自我及他人所屬之知識,甚至要求之。尚-法蘭蘇亞•李歐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認為建立此區分無甚意思,分析版權出現程度亦然。文字產業「實非大問題」24,僅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應用價值法律之個案」25,而此體系重獲所有能商品化者。因藉拒絕認可署名為「書寫場域之關閉」26,此型批評必須照明所有屬於共同擁有 (common possession) 者。據李氏與許多人,言語之實際實踐行於從根源痡`擴散之誤佔運作之中。范登多柏 (Vandendorpe) 引羅曼•雅各遜 (Roman Jacobson) 之結論以提及此義:「語言場域裡不存在私有產業:一切皆社會化。」27後現代思想家不僅支持此傾向,而且更超越之。他們認為,書寫者之活動祇奠基於交互文本性;異質原素之間,確切言之,作品作者之間,存在主導之平排並列;作品作者藉一種「對話主義」 (巴克丁(Bakhtine) 用語) 借予對方物事。論述之展示祇能用巴洛克之特徵圖式解釋:無可歸屬根源之貢獻之混合 (a mixture of contributions having no attributable origin),由此原創性之終止。

  從傅柯至李歐塔,從德里達 (Derrida) 至布狄里亞爾 (Baudrillard),縱非書寫者形格給擦除,至少署名給擦除;而此擦除不僅回應一徹底解構自我指涉 (autoreference) (幻覺自己為自己作品之主體) 之規劃,它縱非形成一新政治,至少亦形成一綱領。後現代烏托邦乃一匿名性之烏托邦。在書寫實踐裡,此烏托邦棄作品於分享。反人道主義,它喚起一種達至最終消散之自我湧現。反康德,它證明除商業交易規則要求外,署名之加插背後並無物事。李歐塔曾欲在文本中體現此烏托邦:「我們曾夢想書名或作者名字闕如之書籍。」28他坦認此願望天真幼稚。然而,它本質上顯露雄心,培育一貫之昇華,此雄心此昇華賦予一種密契主義 (mysticism) 給不可規定不可知者。此不可表達性名曰他者,德里達痡`詰問之。於此方面,其一他晚近出版書籍之名稱確實顯露機要:Sauf le nom (除了名字)29。在寬泛及略為抽象意義下,他者乃無名者,由此逃避命名,或曰逃避監禁與排斥。異他指涉 (heteroreference) 策略對德里達而言乃康德式書籍概念之替代品:「如果他能夠,我就讓他署名。他者永遠必須署名,而他永為最後署名者。易言之,首先者。」30於茲勾勒因非位格化文本而生之新迷醉。

  罷黜作者給書寫份位帶來一整串影響;而就本文案例言,則給從後現代脈絡之剽竊所抽拉出之理解亦帶來一整串影響。康德式位格主義之論理含有無法克服之矛盾,傅柯之取消署名資格亦不惶多讓。﹝此論題對吾人之﹞挑戰在於試圖在此等矛盾邊緣上指認道路,尋找通道。﹝吾人之﹞論證秩序似跟隨一絕對邏輯,並回落於一不可推翻之觀點。吾人首先列舉後現代對康德之回答之主要涵蘊,然後提供一對作者與剽竊之可能讀解以為結論。

  (一) 存有論與法律之分離 此兩種論述並非互為後果。後現代主義使得兩者互相遠離。它預防以下各種假裝:從合理者提煉可證立者(李歐塔),在對接受之知識機制裡記錄權力(傅柯),始於存有論願望征服之此特權知識而賦予法律 (德里達)。因藉打破作者作品之統一,後現代主義讓交互主體性之浮動奪去作品,把真理從其根源清理出來。簡言之,它拆解結連哲學(能知什麼?)與政治(能做什麼?)之道德主義。

  (二) 歷史性與文本性之分離 作品只對自身存在提供明證,它只指涉自身。歷史原可為作品之可能性原則,但作品不再為歷史握持。作品發展既把作品從歷史過程中,亦把它從歷史條件中分離出來。據馬克斯黑格爾模式,歷史過程為解釋泉源。﹝一般而論,﹞歷史條件泛行於作品環境。簡言之,後現代主義者嘗試將作品非歷史化,他們認為歷史提供意義此斷述實無意義。當德里達在La grammatologie 裡按言文本以外無物事時,所表者即為此義。

  (三) 因作者之非責任而對剽竊之蔑視 因無合法性,剽竊乃負面模態之翻譯。反之,翻譯實強調某人之責任,而責任一詞之根清楚指示其意義:respondere意謂主體能對物事作答。對後現代思想家而言,翻譯之為不可能,確切言之,在位格中反映作品之為不可能,導致原創性之消失。易言之,若剽竊意謂某人為其文本之不合法再生產所經受之損害,則彼二原素﹝作者作品﹞之析離使得任何剽竊形式之具體認可為虛幻。此情況有如宣佈終止剝奪作者權利與終止﹝其﹞在智性宇宙之孤離。布狄里亞爾覺察,在此躍進中,他者之透明以如此方式成為普遍規範31,以致不可能再去除掉某人之權利與產業。

  在後現代性裡,作者餘下甚麼?無有──據前述觀察至少如此。然而,吾人需以批評作結語。此批評並不終止此討論,但也許證明當代越出康德式定言律令之嘗試並不充分。首先,在存有論與法律之結連方面,傅柯、德里達、李歐塔等人迄今無法發明認可書寫者而非創作者(據前述尼哈馬斯之區分)之新形式。再者,從後現代哲學之原則無法看出法律如何能具體運作。

  其次,歷史與文本之析離非無問題。蓋歷史縱無內自 (intrinsic) 意義,但脈絡於理解文本意義為本質者,仍為不爭之事實。歷史之過程條件不能混淆:前者自身不規定任何物事,但後者為作品放射之闡釋之部份。一例:知道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而非德蘭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寫了Mein Kampf [《我之奮鬥》],則縱不致較仔細考察﹝作品與﹞若干尚待澄清之歷史事實之結連,也會根本改變作品之閱讀,更動吾人賦予它之意義。此非意謂命運註定該書之產生。但此作者而非彼者為直接環境,基本翻轉訊息之知覺。(實證主義模式避開周遭一切,不持此義。)作者為脈絡性之複合體,對文本理解不可或缺。格拉西亞 (Gracia) 清楚表陳:「文本實需要歷史作者,蓋文本無作者即文本無歷史,而文本無歷史即文本無意義,亦即非文本也。」32最後,因文本、歷史、意義互為關聯,責任概念須要重新確立,不能在作者非其論述構成成素之產生者、之唯一來源此一浮誇下否定之。參詳一種涵蘊虛無主義及觀念主義,然卻懂得逃過其陷阱之對人道主義之批評,嶄新而功能性之剽竊概念尚待建立。

 

- 全 文 完 -

 


 

2003/12/07